原來，自十年前內閣大學士沈理將家鄉名酒推薦給朝庭之後，九釀春酒遂成為年年必進的貢酒，成為定例後幾年演化下來，就成為亳州鄉民不堪承重的災害。釀酒除用古井水外，還有用掉大量本地優質稻米，而上面定的貢酒數量年年遞增，從最早年是三千壇，演變到今年指標竟變成了一萬二千壇，只有天知道到底有多貢酒真正進了紫禁城中。制酒年年遞增，稻米產量卻不會翻番增長，一畝幾百斤還是幾百斤，但官家定下的指標卻是非完成不可的。

鳴朝片收稅費糧錢途徑，主要透過裡甲、里老徵收進行，錢糧交不齊，就拿裡甲、里老是問，往往“值催科急，縣官笞臂，枷於市。”弄得村裡無人敢做裡甲、里老，僅為了推卸避開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得罪人的職位，村子稍有錢勢的便要往城裡衙內送錢。有時糧錢實在徵不上來，縣令縣丞還會親自帶人下來，將未交齊糧錢的百姓打得“血流盈階”。而即便百姓不留餘糧，全部湊了糧食去城裡交上，還要受到戶房書吏的百般苛扣刁難——這也是賈陽事件的直接起因。

而賈陽事件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民潮，以至非得請軍過來彈壓，與去年今年的收成形勢緊密相關。去今兩年安徽中部地方大旱，亳州受災比較嚴重，收成只有往年的十之五六。按大鳴制度，各地遭災，地方官要如實上報，收到災情報告後，上級政府要減免當的錢糧，同時適當發放救濟。但亳州鄉民，不但救濟的毛沒有見著一根，而且所證錢糧是一文一粒不能少的，因為不管天旱天澇，京城省城縣城的達官貴人們的嗓子都隨時需要好酒滋潤的。無數個家庭賣房賣地以交皇糧，無數個人家妻離子散逃亡他鄉。就象同省不遠本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