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大學出了5位校長。他們出任校長時的平均年齡為57歲，不計算目前在任的校長，平均任期為7年。

楊德廣大學必須建立現代教育制度。學校應該是學術性組織。但長期以來，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學校成為一個行政組織，官本位思想、等級觀念、長官意志根深蒂固，學校必須跟著政府走，跟著權力走。尤其是大學，長期處在政治化的大環境中，行政化的小環境中，導致不同程度地缺乏學術批判和學術精神，缺乏學術自由和學術民主，缺乏辦學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把學術機構變成了等級制的行政機構，把學校、校長分成等級，強化了大學成為行政機構的依附性，大學必須附屬和服從於政府。學校內部管理制度也是採取行政管理辦法，大學校長、書記實際上是官員，並直接掌握經濟大權，層層下撥經費。行政規律代替了學術規律，從校長到處長、科長，到院長、系主任，一級管一級，行政權力占主導地位，取代了學術權力。大學教授沒有治學權，沒有治校權。這種氛圍，很難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長官。為此，必須改變傳統的行政化的學校制度，要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學校制度。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改革大學撥款制度，要建立規範、科學的撥款體系，政府不宜在撥款過程中介入過多，權錢結合是腐敗的溫床，而應該透過撥款委員會來撥給大學經費。

作者補記進入21世紀以來，大學行政化趨勢越來越強，典型的表現是部分高校黨政一把手明確定級為“副部長級”（我國的副部長級大學日益增多，截至本書出版時的名單如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吉林大學、大連理工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南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重慶大學、山東大學、蘭州大學。），這明顯強化了學校領導的官員意識，同時副部長級高校、正局級高校、副局級高校的級別定位，讓高校處於不平等競爭地位。另外，大學對政府的服從，往往表現為對某個人的服務，甚至討好。哈佛大學可以拒絕時任總統里根提出的授予其名譽博士的想法，而我們的大學，非但沒有哪個領導、哪個教授敢站出來反對，相反，還會主動建議，主動策劃，用教授、博士等資源去攀附關係。在我們這裡，正直的反對之聲有時甚至可能招來一場禍害，丟官事小，停職事大，連混口飯吃都可能有困難；附和的公關策劃，會被認為聰明、能幹、有創意，平步青雲那是自然的。儘管都知道，我們要為政治文明服務，要為政治科學服務，而不是為哪一句話、哪一個人服務。

熊丙奇具體怎樣執行？

楊德廣我贊同按生均原則進行撥款，首先要確定每個學生撥款的基數，再在這個基礎上，根據國家對學校的不同發展定位，乘一定的係數。這種撥款方式，比較公開，可以確保學校的經費有穩定的來源。目前，我國很多學校，政府的投資只能滿足職工發工資，這種教育投資，勢必逼迫一些學校亂收費，或者變相鼓勵一些教師把精力放在兼職賺錢上。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是很多教育問題產生的“根源”。現在查“亂收費”查得很兇，為什麼不查政府的投入足不足，到不到位呢？我國民辦教育發展很快，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減輕了國家的負擔，但民辦學校現在幾乎所有的經費都來自學生收費，國家一分錢也不投入，而在國外，私立學校的政府投資經費達到辦學總經費的20％，學生收費最多佔辦學總經費的一半。

作者補記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04年8月公佈了2004年上半年價格舉報六大熱點，教育亂收費居首位。（《上半年價格舉報六大熱點教育亂收費居首位》，朱劍紅，《人民日報》，2004年8月27日。）事實上，自1995年以來，我國政府就已經開始關注教育亂收費問題，並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整治，比如“一費制”，比如設立舉報電話，還比如進行“集中治理”。可是，十年來整治教育亂收費，似乎收效甚微。“一費制”走了調，舉報變成了形式，治理成為一陣風。（《教育亂收費何以在禁區邊緣大行其道》，熊丙奇，《文匯報》，2004年9月1日。）有意思的是，2005年6月28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作《關於2004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中指出，透過對38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