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懲治惡人，引導善人的。現在罪犯已經得到懲治，而讓他無罪的父母妻子兄弟也連坐受罰，我覺得這樣很不好。大家議論一下，怎麼修正。”

有關部門的官員全都不同意，說老百姓不懂得自治，我們只有透過嚴刑來幫助他們，當他們明白，他們的親人也將因為他們的過錯而得到嚴厲處罰時，才可以使他們不敢輕易犯法。況且這種做法屬於傳統文化，有著深刻豐富的歷史背景，符合國情，有漢朝特色，不應當陡然廢除。

劉恆很不高興，又頒下詔書，說：“只要法律公平，百姓就不會隨便觸犯。況且官吏們本來就有教育百姓棄惡向善的職責，如果百姓犯法，則說明官吏們不合格，這種官吏就是殘害百姓的暴吏。我該拿他們怎麼辦，你們再詳細討論一下。”

有關部門的官吏們這才慌了，看樣子再辯駁下去會惹禍上身，這才齊齊表態說：“陛下給百姓加以大惠，德行盛大，非臣等所及。臣等皆請求奉行詔書，廢除收帑等連坐的法律。”

這是一件事。在第二年的三月，劉恆又下了一道詔書，命令廢除“誹謗”之罪。他說：“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朝廷中設有鼓勵進善言的旌旗和誹謗的木柱，目的就是為了讓大家可以毫無顧忌地勸諫，讓君主察納雅言，才能使國家蒸蒸日上。現在我們大漢的法律卻設有‘誹謗妖言’之罪，不許人議論朝政，這將導致群臣都不敢對我提出意見，我就沒有辦法聽到自己的過失。這樣一來，怎麼能吸引遠方的賢良來輔佐我呢？還是把這條法律廢除了好罷。有的老百姓一同相約詛咒君上，後來又放棄了這個行為，官吏們仍舊判他們大逆之罪；不小心說錯了話，官吏們又認為他們是誹謗，這只是那些百姓無知罷了，何必跟他們計較，乃至於非要把他們致於死地呢？我對此是大不以為然的。從今天開始，再犯這些過錯的人都要作無罪處理。”

這點尤其了不得，在一個專制社會，劉恆能廣開言路，不再鉗制百姓之口，充分顯示了他的明君素質。雖然他對百姓的言論獲罪只是表示可憐，認為他們是無知，但相比後世明清時代大批文字冤獄，相比我們生活在文革中那些因為言論而被處死的大批知識分子來說，不知好了多少倍。當然，我們也要辯證地看待劉恆下的這個詔書，千萬不要認為他真的就允許百姓隨便指摘自己，該有的言論禁區，還是必須有的。比如你在日常生活中要用到“劉恆”的“恆”字之時，你不但不能直接說這個字音，連字形都要改寫成“常”，以前的“恆山郡”乾脆就改名為“常山郡”。這說明在那個制度下，所謂的言論自由仍舊是一種表象，而且他如果要特別說某個人不適合這條法律，那個人還得倒黴。可見，這種言論自由並非百姓的權利，而是一種賜予，皇帝可以隨時收回。這個進步是微小的，是虛幻的，和過去的言論鉗制相比，沒有本質上的進步。

劉恆的仁政，當然最最有名的還是那個“緹縈救父”的故事。

緹縈的父親名叫淳于意，是齊國臨淄人，當過齊國一個叫太倉長的小官，所以又被稱為倉公。這傢伙年輕的時候就非常迷戀醫術，到處拜師學藝。高後八年，他拜了同裡的一個高爵平民陽慶為師，陽慶那時已經七十多歲了，平生收集了很多醫家秘方，也沒有子嗣，一心想找個可靠的人把秘方傳下去。見到淳于意後，他覺得這小夥子是個可造之才，決定把平生絕活都傾囊相授。唯一不滿意的是他發現淳于意以前學了太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滿腦子都是垃圾般的所謂秘方。於是他給淳于意下了個死命令，必須把腦中那些亂七八糟的垃圾全部清空，才配當他的學生。

淳于意沒有辦法，花了很長時間，絞盡腦汁才把以前學的東西忘得精光。陽慶考了他好幾次，發現他對醫術果然變得很白痴，大腦空空蕩蕩，可以由自己任意填充，不禁大喜，於是把自己所藏的醫術和秘方全部打包，拷入了淳于意的大腦。這些秘方檔案的數量很大，淳于意的智商雖然高，但可能還不是USB介面，接收很慢，足足花了三年時間才拷完。之後，淳于意到處為人看病，療效都很好，忙得腳不沾地，那些請不到他的人甚至對他恨得咬牙切齒。

文帝四年（《漢書》說十三年），淳于意犯了法被人告發，也不知為什麼搞了特殊，竟要檻車押送長安審問。他沒有兒子，只有五個女兒，這顯然是他一生的痛。因為那時有一句諺語：“盜不過五女之門。”家裡有五個賠錢貨，肯定一貧如洗，強盜大人自然懶得光顧。

話說這五個女兒攀著淳于意的囚車嚎啕哭泣。淳于意坐在囚車裡，本來就煩悶得不得了，聽見女兒們號哭，大怒道：“你們他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