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唐道：“臣聽說上古君王派遣將領出徵，臨上路時，跪在地下幫將領推兵車，說：‘門以內，寡人管理；門以外，將軍管理。有關軍功爵位財帛賞賜的事宜，都由將軍自己決定，回來再向寡人報告就行了。’這不是一句空話，臣的祖父曾告訴臣，李牧身為趙將，奉命防衛邊塞，軍中市場的租稅本來是供主將私有的，他卻全部用來犒賞士卒，也不用向趙王報告，所以李牧可以盡情展示他的才能，精選兵車三百乘，強弩射士一萬三千騎，價值百金計程車卒十萬，最後才能北逐單于，東破東胡，西抗強秦，南斗韓、魏，那個時候，趙國威震天下，幾乎建立霸業。後來趙遷被立為趙王，那個該死的下賤婢女生的兒子，聽信了奸臣郭開的讒言，冤殺了李牧，讓顏聚代替李牧為將，所以屢戰屢敗，終於被秦國擊滅。如今臣聽說魏尚為雲中（轄境相當今內蒙古中部）太守，也是把本該當作私人收入的軍市租稅都用來犒賞士卒，而且還額外拿出私人的錢財，五天殺一次牛，犒勞賓客軍吏舍人，所以匈奴聞之喪膽，不敢靠近雲中邊塞。曾經有一次匈奴人不知死活，冒險入侵，魏尚率領車騎進擊，將他們大部分翦滅。他所率領的那些士卒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農夫出身，哪裡懂得什麼尺籍伍符（指記載軍令、軍功的簿籍和軍士中各伍互相作保的守則）之類的繁瑣文書，一天到晚拼命打仗，斬首捕虜，把功勞報送到幕府（軍中主帥辦公地點），一句話寫得不對，那些文法吏就會說違反了法律，將所有賞賜全部勾銷。臣因此認為陛下的法律執行得過於苛刻，賞賜太輕，處罰太重。魏尚後來就是因為在功勞簿上多寫了六個斬獲的首級數，陛下就將他下獄，削奪了全部官爵，而且罰做苦役。從這點來看，現在即使有李牧這樣的良將，陛下也不會重用。臣說話太直，不知道委婉忌諱，死罪死罪。”

馮唐的話可謂說到了點子上，雖然漢朝已經開始尊重儒生，但是劉恆本質上喜歡的還是道家和法家之術，而商鞅、韓非子的法家之術，很重要的一點雖然是“信賞必罰”，也就是說該賞的一定要賞，該罰的一定要罰。但是裡面還包含一個重要原則，我們必須知道，那就是能不賞的儘量不賞，能罰的一定要罰，或者說“輕賞重罰”，“賞一罰十”，商鞅曾經說過，最牛逼的國家，罰九賞一，第二牛逼的國家罰七賞三，弱國則罰五賞五。它的理論基礎和人類豢養獵狗相似，把狗喂得太飽，就不好使喚了；如果狗不聽話，不重重責打，狗也會不好使喚。換到人身上來，如果全國百姓都是窮鬼，錢財都在皇帝那裡，那麼控制起來顯然容易得多，窮鬼是翻不了天的。在一個專制國家，典型的特點就是“國富民弱”，這個“國”實際上就等於獨裁者和統治階層，“朕即國家”嘛！老百姓窮得叮噹響，並非他們沒有創造財富，而是他們的財富以各種途徑流進了權貴的腰包。漢武帝的時候，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鹽鐵專賣”和“酒類專賣”之類，由國家壟斷了日用品的銷售權，商人紛紛破產，政府財富迅速增加。當時有些清醒的儒家知識分子就批評說，天下的財富是固定的，不在民則在官，不能透過剝奪百姓的財富來建構一個虛假的強國。這說明儒家知識分子還是太愚，他們不知道使百姓窮困正是統治者的目的。

劉恆對法家之術可謂深得精髓，那個身為文法吏吳公弟子的賈誼，儘管才華超群，就因為有一點儒家情結，而被劉恆貶往外地；而表面上精通儒家經典《尚書》，骨子裡卻刻薄寡恩的晁錯卻得到劉恆的無比青睞，這些表面上不好理解，實際上都跟劉恆喜愛的法家思想有莫大關係。不任用文法吏，怎麼能把原來朝中的那些開國功臣們治得服服帖帖呢？怎麼能牢固保持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呢？

劉恆可以說是古代皇帝中少有的精明皇帝，其他擅長馭下的皇帝大多還獲得了嚴苛冷酷的評價，而劉恆卻能做到斜風細雨，春風度人，最後以仁厚之名垂於青史，這顯然有著天才的統治藝術。如果我們不對一些歷史細節做認真的分析，簡直會被這傢伙矇在鼓裡。

當然，雖說劉恆信奉法家的刻薄寡恩，可他究竟有些明君的特質，非常懂得從善如流。聽了馮唐這麼一番話，他又猛的拍拍大腿，大聲讚歎道：“好啊！我聽你的。”當即派使者持著節信，馳到獄中赦免了馮唐，復其官職為雲中太守，同時拜馮唐為車騎都尉，主管中尉和郡國所屬的車騎士卒。

小章：第三集

在應付匈奴入侵的同時，劉恆在刑律上做了不少好事，這可能為他在歷史上獲取仁厚的聲名撈分不少。

即位不久，也就是元年十二月，劉恆就下了一道廢除“連坐”的詔書，理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