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江南和湖廣，四川三地，竟多有存糧無出而腐爛者。

以十畝地為例，以前盡種稻麥，風雨順時，所得至多四五十石。現分半者為番薯等新糧，風雨順時，五畝獲稻麥二十五石，五畝獲番薯玉黍七八十石。即使時節不濟，十畝地所產亦不下六七十石，比歷年大豐尤過。

是年，糧價大賤。民爭入他坊為工，以獲金券。富戶則爭改其田為桑麻，以求多入。

只隆慶三年十二月底，由南京送到的文書備記即錄，隆慶三年間，南直隸增設大小織坊共三十一座，織機五千多張，增產絲綢棉麻布六萬多匹。

次年開春，布價亦大跌。有自蜀中至京師者雲：蜀錦不貴，道上行者皆著緞。

帝聞言大喜，親攜蕭大學士詔告太廟，加其為太子太保。

從歷史上看，明末的土地兼併確實存在著極其深遠的負面效應，可偏偏在隆慶帝和蕭太保手中，卻成了另外一種局面。

在足夠的糧食供應下，糧價日跌。大明朝也才六七千萬人口，比起以後的十多億也算是地廣人稀，可用的土地甚多。各省富戶，自此皆不以地廣為豪，鹹數所擁金銀及作坊之數。

隆慶三年七月，蕭少保又上疏請廢不準商人著絲緞及子弟不許入學之法。是年，商稅入京城越百萬，幾近田稅之數。帝喜，準之。

若是說大明朝商人地位皆低下，倒也不準確。向來商人中都有這麼一份特例的，那就是掌了天下錢稅四分之一的鹽商。

尋常的商家子弟，就連科舉的資格也沒，可偏偏那些鹽商家裡，不但可以考，還有額外的“商籍”，商籍的子弟，甚至比起尋常子弟更容易錄取。王崇古和張四維，也都是鹽商家的子弟。

不過朝廷的恩惠，從前也只到了鹽商這一級便停了。直到隆慶三年，商稅幾乎與田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