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小一些的錢莊，甚至不得不把大半的金銀全部送入朝莊。

但是這樣做，卻也不是沒有好處。押金銀入保的錢莊，此後便有了兌換朝莊金券銀票的資格。而若是私營的錢莊有事，自然也有朝莊那邊出面幫著打理善後。

而金券銀票，比起金銀實物來說，攜帶更是方便。數年前，只那京杭大運河上往來的商人，裝了半隻船的金銀去買賣貨物的也有。若是用了金券銀票，就連只包裹放了也足夠，其中的風險和運費，更是省了不知道多少。

於是數年之間，金券銀票便在全國通行開來。初時仍有在江南或是四川湖廣拿了銀票，再去京城的錢莊裡兌換了去買賣的。至後來，就連兌換也省得了，都直接拿金券銀票交易。只是金券銀票初行時，只在各地的朝莊內通行。每月便換一套密押，尚且保得住那偽造的手藝，尚無所失。後來擴充套件到各錢莊也可通存通兌之時，只一套密押便有些保不住了。

其中隆慶三年二月，假券之害最盛，只南京一地，冒領者即竊銀愈萬兩，全國各地失銀總數近二十萬兩之巨，朝野震動。朝莊之信。也幾乎毀於一旦夕。

大明朝若不是仍有一個蕭墨軒在，而是其他人想出的法子，只怕此時的朝莊便要倒下去了。

其實早在隆慶元年的時候。蕭墨軒便決意要直接用水印防偽的法子去製作銀票。水印防偽，是十三世紀的義大利造紙匠們在無意中發明的。

首先將水印紙用在鈔票上地，也有兩個說法。一說是1666年瑞典斯德哥爾摩銀行，另一說是1772年德國發行的薩克森紙幣。

總而言之，1564年的時候。不論是大明朝，還是世界各國。都沒有想到把水印用在紙幣上去。尤其是這時候地大明朝，對這種從來沒有體現出任何實用價值的東西根本一無所知。

但是之所以一直拖到隆慶三年還生出假券的禍害來，實在是連蕭墨軒也低估了其中地手藝。水印造紙，其實說起來也簡單，只要在盛紙漿的抄紙簾上編織上凹凸不同的花紋就可以製出。

可要將其中地花紋製作的難以模仿。又不影響印刷，倒是有難度了。

造券用地紙，也得了皇上的特允，命內衙寶鈔司**。所用的紙，也用太祖皇帝用過的桑皮紙，禁民間採買。

最後仍是卡在水印花紋一路上，改了又改，變了又變，直到隆慶二年的九月。歷史近兩年才制了出來。

隆慶二年七月。廷議改《大明律》，增設其中錢銀一項。凡偽制朝莊金券銀票者。罪即與造私錢者同，斬不赦。

隆慶二年十二月，準各地錢莊經營兌換朝莊券，假券始現。次年一月廢舊券，以新制水印金券代之，所以才有了二月份地假券大害。用蕭墨軒的話來說，就是“最後的晚餐”，旁人雖聽不懂這話的意思，那“最後”二字卻是明瞭。

雖然知道假券盛行是因為有錢莊裡出了內鬼，洩了密押的底細，卻又無從追究。只從三到六月間，禁兌金銀，凡十兩以上銀票須積在一起，發文至京師堪對。

此三月間，因為禁兌金銀，也是鬧得鼎沸，多有鄉間雲朝廷欲吞民銀。好在朝莊的股東，都是鎮得了一方的大戶，才沒鬧出事來。

從朝莊設立的那一天起，到改水印券，蕭墨軒拉各大世家入夥的好處，也是發揮地淋漓盡至。

期間，各地因為偽票而起地官司也是以數百起論。其中誅製假者十六，販賣者上百。奪其田產以為賠償，餘者充國庫。

六月底，盡以水印金券銀票行於天下，廢密押。初見之，民莫能仿之。其上又加“紅，藍，黑，黃”套色疊印花紋及難摹之花紋印章。此外，各地錢莊又增辨鈔掌櫃，專司辨鈔一職，民間亦尋其辨真偽，其俸祿同九品，造官冊，由吏部入籍，只是不與他官通。

此前或有欲仿製者只那一項疊印花紋便是難制。印券的雕版，都是手工刻制，即使同一個人，刻兩個出來也絕不會一樣，仿製者印出來後多以手工畫筆加繪之，連辨鈔掌櫃那裡就未必過得了關。新券出後，疊印花紋愈加難仿不說，一時間更是學不了“朝券”上地水印花紋，假券之害乃止，錢莊之勢比前更盛。

按照蕭墨軒估計，假券之害至少十來年間可平。而十來年後，以如此大一份產業之力，換出更難仿的水印，甚至銅版雕刻，還有新紙，新墨也問題不大。假券完全消除是不可能，但是卻能把危害降到最低，另在辨鈔掌櫃的指教下，十來年也足夠讓大部分百姓能識得假券了。隆慶三年秋，戶部核准各地官倉，其年雖有數處受了災害，可其中十之四五竟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