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因為吳可的出身太低又爬得太快遭人嫉妒，最重要的是他在朝堂上的奧援勢力，可跟肅順尿不到一個壺裡去。

與吳可有戰友之情，關係一直維持得不錯的大學士桂良，不僅是朝堂上老資格的大佬，而且還是恭親王的老丈人。

而恭親王，則是肅順掌控朝堂的最大威脅，以吳可與桂良之間的盟友關係，肅順能對他有好感才叫見鬼。要不是東南糜爛江南戰火連綿，需要吳可和其手下替朝廷清剿叛亂的話，只怕肅順早就找機會把吳可弄下去了。

要知道，肅順絕對是咸豐朝最著名的鐵碗權臣。

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局面，肅順深信“治亂世，用重典”的古法，明確主張“嚴禁令、重法紀、鋤奸宄”。咸豐八年（1858），英國軍艦侵入天津，咸豐皇帝派恭王的老丈人大學士桂良和侍郎耆英前去交涉。

這位耆英是個“紅帶子”出身的親貴，只要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對耆英都不會太陌生，這廝的出名在於他的“賣國”。

不但大清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就是由他主持簽定的，而且後來他還先後代表朝廷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與美國簽訂《望廈條約》、與法國簽訂《黃埔條約》等。

和所有封建王朝一樣，大清有個很不好的傳統，就是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對皇親國戚和國家高階幹部講究所謂的“議親議貴”之例（意思跟“刑不上大夫差不多”），所以儘管耆英當時引起的民憤和官憤都很大，但道光皇帝卻一直沒有對他進行過任何處罰。

相反，咸豐皇帝卻在即位之初就曾經革過他的職。這次與英國交涉，耆英在談判過程中，不但事先向對手洩露談判機密，更有甚者，他藉口有重要情況要向皇帝報告，卻不等皇帝批准，就擅離職守，私自跑回了北京。

這是一種嚴重的臨陣脫逃的行為，咸豐皇帝將他下獄治罪。後來有關部門擬定的處罰是“絞監候”，大概跟今天的死緩差不多，咸豐皇帝和朝廷大多數人對這個處罰也比較滿意。

結果，肅順卻認為這個處罰太輕了，他單獨奏請將耆英立即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國法”。於是在肅順的一再堅持下，耆英終於被改判死刑，在宗人府被賜自盡，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同樣還在咸豐八年，肅順還借“戊午順天科場舞弊案”對大清的考試和吏治腐敗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嚴厲的整頓。

這一年恰逢順天鄉試揭榜，一個唱戲的演員（那時候演藝界人士不叫“藝術家”或“明星”，而是叫“優伶”或“戲子”）平齡居然得中高魁，考進了前十名。在今天，明星大腕們的地位可以說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提高，他們往往能夠動輒“演而優則學”，親而易舉的進入自己想進入的高等學府“深造”。

而在大清的制度下，明星們卻毫無地位可言，即使是大腕也不例外，他們連起碼的考試資格都沒有。所以這件事在當時可以算得一個極大的醜聞，套一個今天流行的說法，大概可以叫做“戲子門”事件。

訊息傳出，自然是舉國大譁。咸豐皇帝嚴令徹查，結果在肅順的堅持下，很多高階官員都身陷其中，革職的革職，殺頭的殺頭，甚至連主持這次考試的文淵閣大學士（名譽宰相）兼軍機大臣（實際宰相）柏葰，也終未能倖免。

以吳可的訊息渠道，自然知道其中很多沒有公開的秘聞。

其實這個事情柏葰本人並不知情，只是他一個叫靳祥的家人從中得了好處，為平齡四處活動鑽營，讓他考中。刑部會審給柏葰擬定的處分是斬立決，也就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裡需要跟大家說明的是，大清的司法部門在給犯罪的一二品官員擬罪量刑的時候，往往都量得比他實際應得的處罰要重一些，這樣做的目的，不外乎就是給皇帝在作最終裁定的時候一個可以減刑的機會，讓皇帝去“做好人”，藉以顯示“皇恩浩蕩”，給柏葰的這個量刑就是如此——並不是真的想要他的命。

當時很多朝中大臣、甚至包括柏葰自己都以為他斷不會真的被處以極刑，最多也就是充軍新疆而已。而象他這樣位高權重的高階幹部，只要是不死就一定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所以柏葰在臨上刑場的時候，還很輕鬆的吩咐他兒子替他準備好充軍路上的生活用品，在城門外的夕照寺等他，一旦皇帝減刑充軍的上諭下來，就好馬上離京上路。

咸豐皇帝確實也準備將柏葰充軍了事，因為究其性質而言，柏葰本人在本案中最多也就是個“失察之罪”，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