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睡起則眩暈旋轉，睡定及坐定之時則不甚眩暈，仍似好人。”“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記中常見的內容。

“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正真切地感受著自己大限的臨近。他讓自己的學生、署理兩江總督李鴻章替自己運來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備後事。

結果花板卻和朝廷的諭旨同日抵達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國藩重病纏身，諭旨裡殷切詢問“最近身體怎麼樣？”卻又意味深長地問及“這個事件你能處理嗎？”曾國藩當然明白朝廷的真意，況且教案發生在自己直隸境內，他就是想置身事外亦無可能。

在給長子曾紀澤的遺書裡，曾國藩表述了自己對此行的極度悲觀：

“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復難和解，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善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示一二，以備不虞。”

還沒跟法國人正面扛上，曾國藩便已先失了三分底氣。

7月8日，農曆六月初十，曾國藩抵達天津。十幾天後，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國輿論瞬間為之譁然，曾本人也迅速從道德聖人淪為舉國士大夫口誅筆伐的物件。“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悉被擊毀”，並將名籍削去，不再承認他是湖南籍人。

這位公認同治朝“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轉瞬之間變成了“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

以吳可今時今日的身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