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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吳可今時今日的身份地位，自然知曉事情本來可以不至於如此嚴重的。關鍵之處在於：朝廷在公佈曾國藩的調查奏摺時，刻意刪去了其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條理由。

曾國藩認為：指責教堂“挖眼剖心”，純屬荒謬，但天津民眾如此激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仁慈堂“終年緊閉，過於秘密，莫能窺測底裡”，還有地窖等設施，民眾難免對其生疑；二、許多中國人到仁慈堂裡治病者，往往留在裡面不願出來，民眾不免懷疑其被藥物“迷喪本心”；三、仁慈堂習慣收留病重的孩童為其洗禮，民眾不能理解這種宗教行為，“但見其入而不見其出”，自然會懷疑教堂殘害兒童；四、仁慈堂院落廣闊，“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後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樓教堂，往往經年不一相見”者，這種習俗讓民眾無法理解；五、1870年4、5月間，城內多發生拐匪用藥迷拐人之事，加上當時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兒童又多是病重無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與民眾不睦，為免生事，多在夜間掩埋屍體，或有兩屍三尸共一棺者。後屍體被野狗拖出，民眾遂一時為之譁然。

曾國藩所沒有提及的極重要的另一背，景則是：民眾們之所以會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識分子們多年來的“偽知識”教化的結果。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國圖志》內，即載有關於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華人眼睛製藥的內容。

若指責民眾“愚昧”，則必須追問：是誰讓民眾“愚昧”？

朝廷刻意刪掉曾國藩為民眾辯解的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長的。許多人將此歸因為朝廷希望藉此打擊聲望如日中天的曾國藩，倒可謂是一葉障目之見。事實上，早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經確定了處理事變的基調：不可與洋人開釁，不可重蹈咸豐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劇。

朝廷刪減曾國藩的奏摺，真正的目的在於操縱民意。事變之前，天津府貼出的告示就有強烈的操縱民意的痕跡。告示稱：“張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佈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

就好比後世‘非典’之時，坊間流傳的鹽，醋可防‘非典’一樣可笑，這舉動實在有讓人哭笑不得之感……

第706章錯誤

“真真滑天下之大稽！”

吳可看著手裡一份朝廷頒發告示，臉上全是掩飾不住的譏諷。

看著告示上那些‘妖言惑眾’的說辭，他真不知該說什麼是好。

作為政府公告，如此不負責任地把“風聞”寫在上面，並動用政府力量，將之貼滿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發民意的用心，朝廷高層刪減曾國藩的奏摺的用意，恰恰與此同出一轍：唯有把曾國藩徹底推到“賣國賊”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洶湧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間。

否則，被罵為“賣國賊”的就將是朝廷中央高層，而不是曾國藩了。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情節：7月25日，曾國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京城，朝廷又一次就教案進行了大辯論，早已從重創中清醒過來，並恢復了一定元氣的慈禧太后躺在病榻上明白表態：“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慈禧太后如此佔權讓恭王十分不滿，卻也無可奈何只得捏著鼻子認了，誰叫大義名分在慈禧太后那邊呢，他又沒有取小皇帝代之的想法。

同一天，在傳達給曾國藩的又一道諭旨裡，這位還躺在病榻上，35歲的年輕太后對處理的具體方案一無所及，只是一再強調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這一天，年輕太后強勢主導了朝堂上的聲音，刪減了曾國藩“論說持平”的奏章，然後將其披露。直接將曾國藩送上“賣國賊”的十字架。

只能纏綿於病榻上的慈禧太后當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國藩的“徹底賣國”墊底，朝廷接下來的措施，就會特別顯出其“公正”，更容易獲得朝野內外的“民心”、“士心”的認可。

……

“真真好人不長命，禍害貽千年！”

吳可從‘內部人士’那知道了這些訊息，忍不住搖頭冷笑連連。

“是啊大人，而且恭王也實在太軟了點！”

身邊幕僚跟著插了一口，臉上神色有那麼點不屑。

“呵呵，恭王能力絕對不差，但性格方面還是有些缺陷的！”

吳可輕輕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