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脅京畿，逼迫清軍回救根本，從而達到解救東捻軍的目的。

西捻軍經山西、河南進入直隸，於1868年2月抵達保定一帶。朝廷大震急忙調兵遣將防衛京畿。時東捻軍已經敗亡，清軍便得以集結直、東（直隸、山東）戰場與西捻軍展開戰略決戰。

朝廷特派恭親王奕出面節制，調集欽差大臣李鴻章、左宗棠、都興阿、直隸總督官文、山東巡撫丁寶楨、安徽巡撫英翰、河南巡撫李鶴年所部和京營、天津洋槍隊等十餘萬眾。

當時駐在山東濟寧的李鴻章，遇到兩個棘手問題，一是淮軍將領紛紛求退，“聚訟不休”，使李鴻章徒呼“奈何”而無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朝廷拔去雙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革去騎都尉世職的處分。

二是與左宗棠積不相能，此次受罰不啻火上澆油。李鴻章憤憤不已，聲稱“左公放賊出山，殃及鄙人。若使辦賊者獲罪，何以激勸將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歸去，斷不以目前榮辱介懷。”

然而，他迫於所謂“大義”，從維護朝廷統治的大局出發，不惜“吃苦受氣”，“再與左公議和，但勿相犯，決不失敬。”而淮軍“諸將雖野，尚知尊親”，在嚴旨催迫和主帥勸勉下，除部分將領“浩然回裡”外，餘“皆投袂而起”。

2月13日李鴻章自濟寧啟程，督師北援。

李鴻章有了攻滅東捻軍的成功經驗，在直東戰場基本上是“抄襲舊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東戰場實施“就地圈制”戰略，卻遇到了相當嚴重的困難：第一西捻軍鑑於東捻軍的覆轍，有了較高的警惕性，“一聞圍扎”，立即“死力衝突”，“飈疾如風，一瞬即失”，李鴻章“初意擬蹙之懷、衛之間，繼欲扼之衛、黃之交，皆未及謀定而賊已竄逸”，使得李鴻章無法從容佈置。

第二，所謂“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黃河以北，平坦千里，網羅難使”，雖說“就運河一線設防，蹙之海東一隅，較得地勢”，然而戰線漫長，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為險”，“設防全恃兵力”，但就當時直東戰場的清軍兵力而言，“有守無戰”，難以攻滅西捻軍。

面對這種局勢，李鴻章認為“即嚴督諸軍日以追剿為事，能勝賊而未足以滅賊，且久有覆軍疲師之憂”，與其這樣，還不如暫且以守待變。但左宗棠卻不以為然，他力主“追剿”。

因為種種緣故，李鴻章與左宗棠的關係變得十分惡劣，兩人之間理念相差巨大，往往對事務的看法南轅北轍，兩人又都是性格強毅大有主見之輩，而且身居高位每每所言所行影響巨大，因為種種緣故關係逐漸交惡。

這些都是難得的寶貴經驗，吳可照單全收化做鄉勇隊的研究自料……

第690章印象

“淮軍的表現雖然不怎麼樣，但咱們也不能看不到他們的優點！”

在鄉勇隊內部的高階將領學習班上，吳可如是發言：“起碼人家拿得起放得下，沒有太過顧忌面子問題……”

面對左宗棠的‘大放厥詞’，李鴻章也有自己的表示。

其寫信給沈葆楨，批評常以諸葛亮自比的左宗棠說：“諸葛公提偏師從諸將後，到處尋賊，吾謂非計”，“其免於九節度之潰者幾希”。

事實上，當時李、左等人的戰略都失之偏頗。李鴻章看來“穩慎”，而實則陷於消極被動；左宗棠主觀上積極主動，但實際上卻不免魯莽操切，這同樣是對捻軍胸無良策的表現。

而正當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不意天公幫了他們大忙，形勢頓現轉機。5月上旬漳、衛上游山洪暴發，運河水位陡漲至一丈五六尺。這使清軍在運河防線北段有了水險可恃，並且透過滄州以南的捷地壩將運河水灌入減河，從而增加了自捷地壩至海濱牧豬港全長百餘里的北面一條水上防線。

接著5月中旬“黃水陡漲數尺”，這既使清軍黃河防線得到加強，又使清軍得以在張秋開壩引黃入運，使原來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乾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飛，直逼德、景”。

此後，“黃水復暴漲，自運河以洎馬頰諸河，無不盈堤拍岸，橫溢四出，流潦縱橫，於是運河一線，遂為金城巨防”。這樣就形成了南以黃河、西以運河、北以減河為憑藉的包圍圈，使捻軍受到致命的威脅。

這種條件也為李、左二人戰略主張，趨於統一提供了物質前提。自從5月上旬運水陡漲以後，左宗棠看到“圈制”有了地利保障，就轉而表示贊同，他致函李鴻章解釋說：“圈制一策，實制捻良圖，惟從前減河未注水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