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通之路。”

結果仍然無濟於事，到咸豐六年二月底，“綜計是時，賊陷江西府城八州，縣邑五十有奇。屢分黨南撲贛州，東擾廣信，文報往來，餉需轉運，僅廣饒一路可通，亦時有賊蹤焉。”曾國藩悲嘆自己是“臣久困一隅，兵單將寡。”

他蜷跼南昌，為了苟延殘命，只得與太平軍拼命爭奪臨江府，力求保全樟樹鎮。這是因為江西的地理形勢，“全省以贛水為中路之經，……一水中分，而兩岸州縣之多寡，地形之大小，蓋略相等。其袁州、臨江二府之河稱曰袁江，至樟樹鎮而匯於贛河。樟樹鎮者西近瑞、臨，東按撫、建，兩岸之關鍵，省城之咽喉”。

曾國藩要苟全性命於南昌，自然認為江西戰場“實以樟樹鎮為最要”。因此，他忍痛撤九江之圍，將周鳳山的陸軍調赴臨江前線，又令彭玉麟率領內湖水師逆贛江而上，也“扎駐該鎮”。

江西巡撫“文俊又調周尊彝，林葆等之陸軍，劉於潯之水師，隨同駐紮，用全力扼守樟樹鎮，以保東岸，以衛省垣。”

石達開指揮太平軍還在擴大戰果，他分兵遣將攻下了瑞州、哀州、臨江、吉安等江西諸重鎮，自己親扎大營於臨江，與樟樹鎮近在咫尺，使曾國藩如芒刺在背，日夜不安。

他在一道奏摺中，對石達開的這一戰略部署極感恐懼，說他經過“細心察看，石賊久居臨江，為上下適中之地，兇悍之賊必萃於此。南別窺伺贛州、南安，以通兩粵之餘匪；北則居守武寧、新昌，以通九江之歸路；全勢注於江西，意圖盡披枝葉，困我省會，兇謀詭計，實可痛恨。”

太平軍與湘軍軍在江西戰場全面展開搏鬥後，優勢已在太平軍這一邊，鬥爭的焦點又移到奪取省城的咽喉之地樟樹鎮上。

為時不久，太平軍更佔盡了優勢。咸豐六年二月十八日，周鳳山在樟樹鎮大敗，“營壘全陷，並勇潰回南昌，省城人心大震，奪門奔走者不可禁御，或相踐以死。”

樟樹鎮丟失，南昌門戶大開，曾國藩困守孤城，甚至“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

何況湖北的道路久塞，現在又與湖南隔絕，此時此刻，他感到“道途夢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夢屢驚。”自認為是“軍興以來，各省所未見”的敗局。

當時江西戰場上的湘軍，確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即以兵力而洛論，“在內惟李元度一軍，在外惟羅澤南、劉長佑二軍。”

而李元度一軍被拖在撫州戰場；從湖南趕來的劉長佑部又被太平軍攔截在萍鄉；那個羅澤南早於二月初八日被太平軍擊斃在武昌城外的洪山，由於音訊隔絕，曾國藩還在懇求咸豐帝急調羅澤南率軍回“救岌岌將殆之江西”。

可以說，在江西戰場上，湘軍連反擊力量都沒有。儘管曾國藩急如星火地向四方求援，也無法挽回頹勢。

可惜，正當曾國藩陷入絕境，南昌指日可破，太平軍佔有江西全省在望的時刻，咸豐六年二月底（公元1856年4月3日），石達開接到東調參加第一次破江南大營會戰的命令，在緊要關頭離開了江西，遂使曾國藩死裡逃生，湘軍也擺脫了一次毀滅性的打擊。

這一階段是太平軍控制江西戰場全域性時期，歷時約為半年。

從咸豐六年二月到十二月（公元1856年4月至1857年），江西戰場又有了新的變化。

石達開雖然離開了，但是太平軍並沒有放棄江西。

當是時，“吉、袁、臨、瑞、撫、建等府之賊，浚濠堅守，近省各縣亦另有老賊踞守城池”，可見是在堅守陣地以待時機。

曾國藩驚魂甫定，也不敢冒進，強調“兵家以攻堅為最忌，再三諭各營將領，勿徒事仰攻以損精銳，”

因此“數月以來，無大戰事。”。曾國藩藉此機會積極擴充兵力，加強訓練，以便反撲。

八月，曾國荃在長沙招募湘勇千五百人；周鳳山既抵長沙，募勇千七百人。曾國藩則在南昌“收集陸軍，裁併訓練，每日巡視操場，既而出居營盤”；還“作陸師得勝歌，水師得勝歌，以致軍土，於戰守技藝、結營佈陣諸法，曲盡其理，兵勇鹹傳誦之。”

又是擴軍，又是訓練，湘軍計程車氣開始恢復，戰鬥力增強了。

朝廷的各路援軍，還在陸續向江西開趕，咸豐六年的三月底至四月初，湖南援軍劉長佑終於“克復萍鄉”，蕭啟江又“克萬載”；六月，福建援贛的兵勇在建昌的已達二千六百多人，“湖北援師已克新昌、上高，兩湖聲息可通；廣東援師已入守贛州，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