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在這戰役中，將湘軍水師“一分為兩截，出現了外江無小舟，內湖無大船”的局面。留在外江的水師“實覺無以自立”，不得已上駛金口，內湖水師又擔憂“不便宿食，不能紮營，……無得力將領統之，……外與九江隔絕，內又與江省遠離，銀兩子藥俱無所出。”

湘軍的銳氣受挫，石達開有效地阻截了湘軍水陸大軍順江東下的攻勢，扭轉了危局。

曾國藩沒有就此退卻，下定決心慘淡經營江西。僅僅過去一個月，也就是咸豐五年正月，曾國藩由九江抵南昌，又是下令讓內湖水師的營官“撫輯眾心”，又是“設局製造炮位子藥，專，供楚炮船之用”，又是“派員卉回湘，增募水勇”，又是撥船、造船，甚至“設立船廠添造各船”，於是“內湖水師自成一軍矣”。

在曾國藩親自坐鎮南昌竭力整頓下，又過了兩個月，“今水陸各軍在江西境內者，傷者平復，勞者休息，羸弱者遣汰添挾，仍可恢復去秋壯盛之氣。”

接著，曾國藩對今後的戰略部署作了一番具體分析，他在《統籌全域性摺》中說：“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域性論之，陸路須有勁兵四枝，水路須有勁兵兩校，乃足以資剿辦。”

水路以及陸路四支又分東、西兩路、曾國藩認為“江南自九江以上興國、通山、祟陽、武寧等屬，皆土匪勾結粵賊之淵，是為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東流建德、饒、池、徽、寧四府，皆逆匪覬覦浙江之要途，是為東一路。……南岸以東一路為重要，而西路次之。”

根據這一戰略思想，曾國藩的強兵悍將都佈置在部陽湖東、西兩岸。他在西路以塔齊布一軍五千人屯潯郡，伺隙攻城，妄圖牽制堅守九江及小池口一帶的石達開的主力軍，使之不敢全數上爭武漢，基本上還是守勢。

第545章湘軍在江西（二）

曾國藩在東路採取的是進攻性措施，他在軍事會議上表示：“所謂東路者，為江浙轉餉之路，關係大局非輕，吾等分派羅澤南帶湘勇三千人，由江西省城繞出湖東，攻剿饒州之賊，又與撫臣陳啟邁合募平江勇四千人，同剿東路。”

曾國藩在東路派出了悍將羅澤南，投入兵力七千多人，可以說是下了大賭注的。湘軍在江西戰場似乎要重整旗鼓，力爭控制全域性了。

石達開卻抓住空隙來了次奔襲，打亂了湘軍的部署。正當羅譯南等次第陷饒州、樂平、景德鎮諸地，準備撲向祈門、徽州等城鎮時，石達開抓住曾國藩逗留江西，上游空虛的機會，率軍直取武漢重鎮，並把矛頭指向通往湖南的祟陽、通城等走廊。

咸豐帝下旨急調曾國藩上援武漢，曾遭到婉辭拒絕，倒是羅澤南認識到局面對己不利，他向曾國藩分析吳楚形勢，“調方今欲圖江、皖，必先復武昌；欲圖武昌，必失清嶽鄂之交。”勢在必救，曾國藩才派遣羅澤南率軍馳援。

石達開取得武漢大捷後，乘勝進軍嶽鄂之交的通山、崇陽、蒲圻等地，可惜韋俊部在羊樓司遭到羅澤南湘軍的狙擊，未能直掏湘軍老巢。

然而，石達開畢竟調動了湘軍在江西的兵力，取得了戰場的主動權。

曾國藩自稱他起初在江西戰場上，“所以長驅千里，勢如破竹者，陸路有塔齊布、羅澤南，水路有楊載福、彭玉麟諸人。”

這四員湘軍悍將，塔齊布因屢攻九江城不下，已氣死在軍中；羅澤南、楊載福都到湖北了；只剩下一個彭玉麟在江西臨江；湘軍在江西戰場落得個兵單將弱的捱打局面，遏得曾國藩不得不採取守勢，他自述“不宜數數進攻，以頓兵損威，仍當俟江漢上游攻剿有效，以取建瓴之勢。”

因此“九江、湖口陸營，數月無大戰事。”

在這段時期內，太平軍不僅扭轉了危局，也在江西戰場站穩了腳跟，前後為時將近一年。

從咸豐五年十月到咸豐六年二月（公元1855年11月到1856年4月），太平軍在江西戰場展開全面攻勢，湘軍陷入困守待斃的窘境。

當石達開在嶽鄂交界處受阻後，立即乘虛回軍，反攻江西，在當地義軍配合下，連克新呂、安福、分宜、萬載等縣，展開全面反擊。

當時朝廷驚呼：“於是贛水以西亂民響應，眾至十餘萬，瑞、臨、袁同時告警。”江西戰場的形勢急驟向有利於太平軍方面發展。

曾國藩倉促採取應急措施：“其一，江西水軍單薄，抽調戰船駛赴省河防其東渡，其一，擬調羅澤南一軍回駐通城，牽制逆賊後路，亦可兼顧楚省；其一，擬留遮克敦布一軍防守東北四府，庶錢糧有可徵之處，奏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