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洋務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一點實際的玩意都沒有。

因為身份原因，旁聽的吳可也被要求發言，他除了跟風難道還會說別的不成，別傻了在沒弄清恭親王他們幾個的具體想法之前，還是老實低調點的好，免得不小心被人當了槍使還不自知。

當然他也不是一點收穫都無，透過旁聽如此高階別的座談會，他也弄清楚了眼前幾位大佬搞洋務的決心，以及各自對洋務的認識和看法。

左宗棠就不必多說，他跟吳可共事了那麼多年，又是整個大清最先一批換裝洋槍洋炮的軍事將官之一，眼下擔任的閩浙總督與洋人打交道的機會不少，對外洋事務十分了解和精通。

雖然他對搞洋務還沒具體規劃和措施，但隱隱也有了個大致輪廓和想法，至不濟還有吳可在一邊相助，想在福建興起一陣洋務風潮根本不成問題。

李鴻章和恭親王對洋務其實只是一知半解，他們說的話中都有很多邏輯錯誤和認知誤區，當然吳可不會說出來掃興就是。

讓他大開眼界的是，這幾位一邊迫不及待的要大搞洋務，另一邊又毫不猶豫的設定了諸多限制條件。

和任何改革一樣，洋務運動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區。首先，即使是作為改革旗手的李鴻章，也不容人損害“天朝上國”的威嚴。

當他被太平軍的咄咄攻勢逼入困境時，還在寫給曾國藩的信中註明：“無論軍事如何緊急，鴻章卻未求他（洋人）出隊幫助。”

李鴻章的下屬、洋槍隊首領戈登的經歷更能說明這一點：他早就已注意到，儘管清朝軍官們很欣賞西洋步兵陣列，“但認為他們計程車兵未必會這種陣勢”。其原因主要源自被總結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中心主義，它始終堅持把可量化的物質因素和難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區別。

用戈登的話來說，就是“承認我們（西方）的炮兵是優越的，但卻認為他們（中國）的步兵要先進得多”——大炮差距來自於“物”，步兵差距則來自於“人”，“天朝子民”怎能認為自己不如洋人？

同樣基於這一認識，淮軍軍官們雖喜歡大炮，但反對學習炮兵操練——如果學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認“技不如人”了。於是，對中國國情難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鴻章抱怨：您的手下連“喊口令”也不想學。

當李鴻章將這些當笑資說給恭親王和左宗棠時，兩位大佬連連點頭表示讚賞，認為李鴻章做得對就該這樣。

吳可瞬間斯巴達了，感覺大千世界真是什麼怪事都有，就這還想搞洋務？

丫的自尊心未免也太過了點吧，不按人家的標準來做還使搞洋務嗎，只不過弄出一個不中不西四不象的玩意吧？

當然他尊重每個人心中的原則和標準，不會指手畫腳說什麼這樣不行那樣不成，總要透過實踐才能知道他們的想法到底成或是不成，有些東西不是靠嘴巴就能說服別人的。

吳可知道自己的價值觀與此時的大清土著格格不入，所以很少在這方面表現出過於異常的舉動，能隨波逐流就隨波逐流，不能的話也得先找個理學家幫忙扯藉口，在維護傳統的光環下推動想要達成的目的，儘量避免因為理念上的衝突而造成不必要的牽扯，浪費時間浪費精力不說還特吸引仇恨。

除了要忍受這類抱怨以外，李鴻章對戈登很滿意，這是個服從朝廷領導的外國軍事專家。

為此，李鴻章還特意向朝廷以及恭親王宣告，在堅持朝廷領導的前提下，“以洋御華”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蠻夷名將”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報李：他為了替大清效忠，主動退出英軍現役，擔任了清軍綠營總兵。

而與李鴻章並稱的洋務領袖左宗棠，在堅持朝廷領導方面更有過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戰的洋將德克碑為表示歸心中國，甚至“薙去了連鬢鬍子，以表示他不願當夷人”。

當然，在洋務運動中，中西關係也出現過不和諧的事件。在組建中國第一支近代海軍（李泰國·阿思本艦隊）時，為了避免英國的控制，洋務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話——“清廷寧可退到長城以外”，也不接受這一結果。

果然，為避免領導權旁落，朝廷解散了這支海軍。這一舉動不但導致數十萬兩白銀的損失，而且把大清海軍的現代化程序推遲了十幾年。對外從來優柔隱忍的朝廷，為何有決心“壯士斷腕”？按照恭親王奕欣的說法，洋務運動“事權悉由中國主持，方為妥善”。

對於朝廷如此排外的表現，吳可心中有不滿也有欽佩，不滿是因為朝廷因此錯失不少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