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總是有著意想不到的缺漏。

它最後只差一個特別特別小的洞，大約直徑1毫米的小碎片，可以填充它。

可是我沒有找到那個最小的碎片。

我把杯子包起來，收在桌子底下最角落的地方。掃帚也掃不到的。

很長的時間，我都一直害怕著，害怕母親發現那個我打碎的杯子。

我甚至不敢去看那個桌子。

我甚至盼望著有一天桌子挪開後，那個有著一個洞的用漿糊糊起來的杯子，變成了一個完整的杯子。

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與其說是唯物論的影響，不如說是一種天生而宿命的失敗感的籠罩。

這種害怕著有一天真相大白的心理，一直充斥著我的小時候。

我沒有向母親承認過，因為我害怕母親生氣。她會很生氣，大聲罵我，用小棍子打我。我最怕的是，她要把我趕出家門。

而我會在家門口一直哭泣，哭泣。

母親是一個過分嚴厲的人。作為一個獨自在外鄉做工的女人，她要求我本分、禮貌。我跟工廠的許多人大聲說，阿姨好叔叔好，但是，我憎恨這樣。我憎恨這些條框，最後卻習慣於它們。

我總是怕做錯事情。我謹小慎微。我怕別人發現我做錯了。所以我總是努力地去附和任何一種規範。我成績一直很好。我遵守學生守則。我是三好學生。但是總習慣不停地犯錯。我不停地掩蓋。最後我變成了一個相當偏執的卻又是一個毫無原則的爛好人。我的原則是：我錯了，我又做錯了，我把杯子打碎了。

這種害怕和謹小慎微後來在青少年時期培養出了一種奇異的道德和勇氣。我不穿裙子，像男孩子一樣大笑，大大咧咧，為廠裡的被人歧視的人大打出手，他們包括：一個白化病女孩，一個智障，一個因為穿花衣服而被嘲笑的男孩子。

那個白化病女孩最後因為她的處女之身嫁給了一個五十多歲的有錢離異男人；那個被嘲笑的男孩子最後考上了清華；那個智障不知所終。

到了高中的住校時期，我的成長因為過度的約束而變得任性起來。和家裡作鬥爭，和學校作鬥爭，不做早操，不戴校徽，上課看小說，寫沒有人讀的熱烈的情詩，翻牆出去看電影，離家出走。最後我中規中矩地考上大學，又以令人生疑的才華和乖巧讀上研究生，成為小城鎮工廠和母校的傳奇——我的反抗其實是在一個戴眼鏡的乖乖女的殼之下，微不足道。我依然是主流的，道德的。

後來，蘇七七，一個在學校裡讀博士的女孩子，她說：阿飛這個女孩子，她的歌唱是道德的，她的尖叫也是道德的。

很久以來，我一直想和阿良，我的男友，講那個打碎的杯子的事情，講那些不知道是不是毫無必要的一直伴隨我成長的惶恐和重重憂慮。

但是我有顧忌，因為我擔心這樣的多愁善感會有女作家之嫌疑。

所以不知有意還是無意，我發展出一種口頭的滔滔不絕和調笑的能力，隨時嘲笑自己和調侃別人，隨時把阿良逗笑。彷彿這也是可以掩蓋自己的方法。

但放鬆下來的時候，和阿良單獨相處，我就會突然沉默下來，面無表情。

阿良後來說過，他有時會害怕我，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這些。

我早就說過，阿良很忙。他是做IT的。我喜歡做IT的人，因為阿良是做IT的，而且他們很忙，單純而質樸地本分地熱愛著工作。這令我為他驕傲。因為我不但懶惰，且毫無責任心。阿良是我的反面。他身心健康。他是好兒子，好同事，好哥哥，好男友。

阿良有著一種微微有些過度的炫耀心態，但是體面。他和我讀古典文學的好友談古文觀止，和搞音樂的人談專業功放的製作，和我的樂手談金屬音樂，和我上武術課的同學談跆拳道，和我的高中校友爭辯他和她誰掙的錢更多，為我的朋友熱心地顯示廚藝。他有著一種令人失笑的熱情，我時常為這樣的自我誇耀而羞愧不止。但是我依然喜歡他。在我看來——這是他天真的表現。我固執地以為他善良、單純，如同孩子。

更重要的是，我以為他愛我。

即使在他離開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依然孜孜不倦地以為他愛我。我以為零點時分演出完畢，喧囂的聲音猶在震盪著耳膜，我穿著深藍色的長裙子，在陌生城市的馬路上狂奔，依然有人在家亮燈等我。

那個杯子，藏在桌子底下的杯子，其實早就已經不是完整的了。

正如母親不是廠裡最令人注目的女人一樣，我也不是最絢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