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奇不是什麼博學高才，他另有訣竅，每天一早進宮，先找在御前當差的小太監來問，皇帝昨天看了些什麼書，說了些什麼話，講一件便送金豆一粒，多講多送，往往一袋子金豆，到晚上傾囊而出。因為如此，皇帝有所垂詢，他早有準備；同時皇帝的喜怒好惡，他亦無不瞭解，曲曲應付，自然合拍，成了皇帝左右少不得的一個侍從。

他在南書房的職司是繕寫密諭，加上他從小太監那裡所得到的有關皇帝的起居動向，因此他是最瞭解皇帝意旨的人，這就成了高士奇招權納賄的憑藉。禍福之間，往往決定於訊息的靈通與否，高士奇在這方面獨擅勝場，所以他用“門路獨真”的話作招搖——這話不假，走別人的門路，力量達不達得到御前，大成疑問，亦無可究詰，只有高士奇，隨時可以找到跟皇帝進言的機會；當然他是用旁敲側擊，迂迴婉轉的方式，使皇帝在不知不覺中聽了他的話。

高士奇是很得意了，家貲鉅萬，在老家置了千頃良田；杭州西溪蓋了一座很大的別墅。皇帝不論巡幸何處，都要帶著他走，既富且貴，尊榮無比，但有兩件事美中不足。一件是高士奇雖蒙特賜“同博學弘詞試”而成為翰林，人值南書房，而肚子裡“火燭小心”，翰林任繕寫之事，豈不等於鄉試會試閣中的“謄錄生”？為此他發憤要著書，一本叫做《左傳紀事本末》，是東抄西襲，雜湊成書的東西，一本叫做《天祿識餘》，是因為他能看到深藏禁中，為外間所難寓目的秘笈，想賣弄炫耀一番，結果弄得笑話百出，前人已經發明考證過的，他自以為獨得之秘，沾沾自喜。

此外，又花錢請人做了幾本書，都是關於《左傳》的，因而他便以專治《左傳》，自鳴得意。深於世故的，不過暗中冷笑；年少氣盛，而又才大如海像朱彝尊這樣的人，就免不了要說話了。

朱彝尊自己史館外放江南副主考，回京覆命不久，即在翰林院供職；當時鴻博四布衣，李因篤不受職而歸，便成了三布衣，翰林院中凡有重要文字，都歸三布衣起草，名重一時，不兔遭忌。以後朱彝尊奉旨人值南書房，與高士奇成為同事，相形之下，好的愈顯得好，不行的愈顯得不行，高士奇便把他看成了眼中釘。

朱彝尊當然也看不起他，做了兩首“詠史”的七絕，作為諷刺：

漢皇將將屈群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角文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

第一首借韓信的特受知遇，比作高士奇的得寵，倒還沒有什麼。第二首把他比作北齊的祖珽，便使得高士奇恨之切骨了，因為史家評祖珽：“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汙口。”

史傳說祖珽“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納，豐於財產”，與高士奇頗為相像；最貼切的是，祖珽有本著作，叫做《修文殿御覽》，是由一本名為“遍略”的書，剽竊而來，與高士奇的託人著書，約略相似，巧不可言。

儘管有人說：以祖、高相提並論，對祖珽來說是委屈的。而高士奇依然切齒於朱彝尊，據李光地告訴郭琇，高士奇曾經跟他說：“像這樣的人，豈獨不可接近天子，連翰林都做不得！”

李光地如此回答他：“像這樣的人不能做翰林，還有什麼人可做？朱彝尊還算是老成人。”

高士奇一聽這話，大為生氣，將一隻手爐扔在地上，大聲說道：“什麼老成人！還說他老成？我斷不饒他。”

於是，不久便有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參劾朱彝尊的案子發生。

這當然也要怪他自己失於檢點。朱彝尊那時正在寫一部叫做《瀛洲道古錄》的書，因為四方所進的秘籍甚多，在他的那部書中，需要引證其中的資料，所以私自帶了一個書手王綸，冒充聽差，在內廷抄錄那些秘籍。牛鈕受了高士奇的指使，參劾他洩漏機密，交部議處，降官一級，高士奇總算出了一口氣。

另一件使高士奇難堪的事，是索額圖對他的態度。索額圖的性格，本就出名的粗暴；又以為高士奇是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對他更不客氣。一二品大臣與高士奇稱兄道弟，甚至遞門生帖子的不知多少；而索額圖依舊當他門下廝養，見了面，讓高士奇跪著說話，從不給他一個座位。索家的家人，亦仍用舊時的稱呼，叫他“高相公！”

這就是平時無事的情形，如果高士奇做了什麼令索額圖不滿的事，索額圖會把他喊了來，在院子裡罰跪，不管有沒有人在，拍桌大罵，一點不留餘地，因此，高士奇亦頗忘舊思，打算著推倒索額圖。

由此一念，他便改換了方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