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侍講，此外援職為翰林院編修的十八人，授職為翰林院檢討的二十八人，合計五十名。另外來試而年老者，俱授職為內閣中書，准予回籍。

點翰林是好難的事，三考出身，御筆親點；十年寒窗的辛苦，未見得能夠如願，而五十徵士，憑一賦一詩，半天的工夫，就能高坐清秘堂上，這就更使得未曾被薦的人，既妒且恨了。

於是這五十新貴，被稱為“野翰林”，而且有一首七律，流傳眾口，譏嘲李囗、杜立德、馮溥、葉方藹四主司外，當然也要攻擊“野翰林”：

自古文人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葉公懵懂遭龍嚇，馮婦痴呆被虎欺；宿構零軿衡玉賦，失黏落韻省耕詩。若教此輩來修史，勝國君臣也皺眉。

在這五十徵士中，尤其為人所妒的是“四布衣”；只是入史館的只有三個，李因篤堅決“告終養”，得能如願，回鄉侍母。

不願受職的，也還有得是，其中有一個叫孫枝蔚，當他被薦時，以年老為藉口，請求免試；吏部官員說他不老。到了授職那天，那官員看他鬚眉皆白，便笑著說道：“孫先生老了！”

“我不老。”

“鬚眉龐然，怎說不老？”

“我四十歲就是如此。”孫枝蔚大發脾氣，“我要求免試，你們說不老；現在又說我老了！老了不能做官，連辭官都不可以。這叫什麼話？”

吏部官員唯有笑著道歉，而孫枝蔚亦終於帶著內閣中書的街頭，回到家鄉。臨行之前，做了一首詩：

一官如寵鶴，萬里本浮鷗。獻賦曾非晏，童年況異劉。山人今上路，小婦免登樓。臨水看蝌蚪，惟添錯字愁。

這些逸事妙聞，或者譏刺的詩文，對湯斌都不發生影響；得官不足為喜，令他興奮的是，明史終於要開館纂修了。

修明史開館，以內閣學士徐元文為監修，翰林掌院葉方藹、右庶子張玉書為總裁，五十弘博及右庶子盧傳等十六人為纂修。於是蒐集史料、訂定體例，積極展開了記錄一代興亡、以為鑑戒的史學大業。

史館中最起勁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朱彝尊，連上總裁好幾封信，談體例、談史料、談前朝公案的真相和是非，議論侃侃，鋒芒畢露，頗道同事的妒忌。再一個就是湯斌，他的議論平實，作了一篇《明史凡例議》，認為官吏“紀、傳、表、志”四大部分，“必君臨天下方稱紀，則系統分明”，因此，明太祖長子，被立為太子的朱標，雖被建文帝尊為“興宗”，當稱為“懿文太子”；世宗人承大統，追尊本生父為“睿宗”，仍當稱為“興獻王”，因為這兩“宗”，實際上不曾做過一天皇帝。

當時引起爭議最烈的是，立不立“道學傳”？有人主張照宋史體例，“將明儒學術醇正，與程朱吻合者，編為‘道學傳’”，這是存著門戶之見，意在貶斥王陽明一派；湯斌不以為然，但在體例中的議論。卻並無成見，只說如立“道學傳”，應該如何；不立“道學傳”，隻立“儒林傳”又應該如何？最後當爭議得相持不下時，湯斌提出了黃宗羲的一封信，方始定議。

黃宗羲的那封信，解釋“儒”之一字，與聖賢並稱，他說：“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這是指孔子；所以“儒之名目，原目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而“道學者，以道為學，未成乎名也，”換句話說，“道學”是個虛泛籠統的名詞，與“儒”的成為一種“成德”的尊稱不同。“以道為學”，不過表示有志於道，並不能顯示出此人在學術上有何成就；好比有志做聖賢，究竟不是聖賢。所以“道學”不可以作史傳的篇名，否則，就是“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元朝修宋史特立“道學傳”，是元人之陋，不足取法。

這番議論，比朱彝尊所說的“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更見精警，因而由湯斌公開以後，“道學傳”三字，便從預定的明史目錄中刪除。

編纂明史稿，以洪武至正德為一期，紀、傳兩部分，刊出人名，分別拈鬮，巧得很，湯斌拈到的是開宗明義第一篇：“太祖本紀”

於是湯斌以明太祖實錄為根據，通覽當時有關的公私記載，冥搜默索，數次易稿，都覺得不能滿意。便先撰作比較簡單的史稿，著手“天文志、歷志、王行志”的編纂。

皇帝對修明史的進度，非常注意，常常召見葉方藹、徐元文等有所垂詢。知道勤慎將事的是那幾個人，補為日講起注官，可以專摺奏事。湯斌是其中之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逢到鄉試的年分，照例點翰林官為各省主考，這是個好差使，除了地方官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