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餘國柱設計，徐乾學執行，陷害湯斌的陰謀已經開始了。

用來作為“兇器”的，是湯斌在蘇州臨行之前出的一張告示；徐乾學以在“南書房行走”，旦夕侍從的方便，悄然進呈了皇帝。

事起於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來的傳統，遇到這種天時反常，有害民生國計的情形，認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達；民間怨聲，化成戾氣，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詔求直言，改正政務上的不當措施，始能感格無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門聽政時，面諭大學士：“傳問九卿，政務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儘管實說。”

於是大學士明珠，召集六部尚書、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門的堂官，在內閣集會，傳達旨意。

會中也有人發言，指出政務未盡妥善之處，但都是些無關大計的瑣務。最後，湯斌開口了，他談的是“蘆課”。在江蘇地方，特定每年自葦塘中收的稅，用來走銅報部，這本來不足以病民，但辦法不好便形成苛擾了。

“蘆葦秋天才有，現在春天預徵‘蘆課’，此非常理所應有。”湯斌解釋此一不合理的措施，為百姓所帶來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種，田上正是下本錢的時候，責成百姓繳納蘆課，那就只有‘賣青’借錢來完納。到了秋天收穫的時候，也許盡其所人還不夠還債。所以蘆課應該恢復以前的辦法，在夏、秋兩季分徵。”

蘆課改為春徵，正是餘國柱在江蘇巡撫任內的“德政”之一；這時聽了湯斌的話，心裡自然不舒服。

湯斌是對事不對人，依舊侃侃直言：“而且銅出在雲南，江蘇不產銅。以蘆課購銅，歸各關卡走辦，關卡對於商貨進出，情況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採辦？地方官買不到銅，無法交差，就只好責成‘蘆戶’繳銅代稅，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復夏、秋兩稅，而且只可以蘆戶繳現銀，不可叫蘆戶繳銅。”

說到這裡，餘國柱已經老羞成怒了，站起身來，臉紅脖子粗地說：“年兄，你不必說了！要變更這個辦法，除非我不當戶部尚書。”

一場會議，不歡而散。到了五月裡，雖有小雨，無濟於事；皇帝相當著急，因而又頒一道上諭：

朕統馭天下，念切民生，鳳夜圖治，罔敢少懈；邇來歲每不登，民食寡之。今茲仲夏，久旱多風，陰陽不調，災孰大焉！朕用是不寧，減膳撤樂，求言省過，齋居默禱，雖雨澤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涼德，不能上格天心。較特沛寬仕，務崇悼大，罷營建、恤貧窮、釋淹擊，政令有不便於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鹹赦除之！

這是極大的仁政，上諭一頒，無不感奮。但皇帝的深仁厚澤，也要有實心任事的人來執行；否則就會大打折扣，甚至變成口惠。如果工部的官員私心太重，“罷營建”失去了從中剋扣工料的憑藉，即非所願；而地方官倘有貪名，則“恤貧窮”適足以造成他的將救濟款項落入私囊的機會，而這些執行政策的責任，又以宰輔為主；如果監督不周，甚至他手裡先私心自用，使得皇帝的意思變了質，則下面雖有好官，亦往往無能為力。

有個欽天監的小官，官位叫“五空靈臺郎”；名字叫董漢臣，稟性耿直，久已不滿居於相位、把持政事、納賄招權的明珠；此時看聲名狼藉的餘國柱，新近因為明珠的援引，居然入閣拜相，內心益發憂慮憤慨，正好皇帝下詔求直言，因而便費了三天工夫，寫成一篇奏疏，要求都察院代奏。

小官言事，必得呈請本衙門長官或都察院代奏，欽天監是個小衙門，那裡的長官，除了本身業務以外，沒有資格上疏論國事，自然也沒有資格為部屬代奏，所以董漢臣只好找上都察院。

這在董漢臣不是第一次，以前上疏，亦都因為語言激切，左都御史不願替他代奏，每每飾詞推託，這一次因為皇帝有特旨，而且董漢臣的意志亦很堅決，所以新任左都御史，與高士奇狼狽為奸，而與明珠、餘國柱亦通聲氣的王鴻緒，怕壓置下來，有人參他一個“壅於上聞，阻塞言路”的罪名，非同小可，只好具疏代奏。

董漢臣論時政得失，極其痛切：一共十件大事，其中有兩款與湯斌及明珠、餘國柱有關。

與湯斌有關的一款是“諭教元良”。元良指天子而言，董漢臣認為湯斌作東宮師傅，教法未善，尚未盡心。

與明珠、餘國柱有關的一款是“慎簡宰執”，那時的學士是兩滿三漢，滿人是明珠和勒德洪；漢人是王熙、宋德宣、餘國柱。宋德宣已回蘇州養病，遙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