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的次子湯浚，先讀四書，以為立身之本，然後讀《尚書》，讓他們知道古代的典誥制度。讀完這幾部書，為學的基礎，已經扎得很結實，然後才講做文章，由他親選的一百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的古文開始，再讀《史記》、《漢書》，及於先秦諸子。到最後才學“舉子業”，也就是八股文。

但是課子越嚴，湯斌越覺得在性理之學上的功夫還不夠；因此在康熙五年，他父喪服滿的四十歲那年，賃了一匹驢子，直上到河南藥門山的夏峰，從孫奇逢受業。

孫奇逢字啟泰，直隸容城人。生來有快氣，而內心謹飭篤行，以聖賢自期。前明天啟年間遊京師，與“東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定交；其時正是魏忠賢與熹宗的乳母“奉聖夫人”客氏，穢亂宮闈、無惡不作的時代，魏忠賢的爪牙，包括馮銓在內，被稱為“閹黨”，專與東林作對。由於天啟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參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因而興起大獄，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慘死獄中，而閹黨誣以受賄，向家屬追贓，孫奇逢與鹿正、張、果中代為募捐贖罪；對東林死難者的家屬多方調護，一時俠名震動河北，有“范陽三烈士”之稱。

孫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徵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願做官，只願做事，屢次號召地方有志之士，保衛桑梓。後來為避流寇，遷住易州五峰山，親戚故舊門生，相從的有數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時日日講學，又不尚空談，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稱為“北孫南黃”，與餘姚黃宗羲，併為海內儒宗。又與關中的李二曲，合稱“海內三大儒”。

孫奇逢的為學，本於陸九淵、王陽明，而兼採程朱，從慎獨上著手，在體認天理上下功夫、窮則勵行，出則經世，真正能做到坦誠悱惻，言行一致。這些理論與實際，一向為湯斌所欽佩，所以趁壯年之時，不肯廢學，特地到藥門山中去親承教誨。

藥門山在河南輝縣西北——這已是孫奇逢的三遷，由五峰山遷居新安縣，由新安縣遷居藥門山，其時為順治七年。兩年以後，有個做工部郎中的馬光裕，以藥門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園相贈，孫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為講學之所。以七十餘的高齡，親自率領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來請益的，孫奇逢因材施教，同時分給困地，耕種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氣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內學者，為了尊敬其人，多稱他為“夏峰先生”。

湯斌來受業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經八十三歲了，但精神矍鑠，不異壯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來意，獻上贄敬，是湯斌那位馬氏夫人親手所織的兩匹細布，以及加工精製的兩雙布履、一頂暖帽；孫奇逢欣然接納，卻不肯受湯斌的大禮，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湯斌是躬行苦學的有道君子，願為切磋講學的朋友，不敢當老師的稱呼。

湯斌一片誠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說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個頭。定下了師弟的名分。

孫奇逢確是看重湯斌，在松風白雲之間，從容論道，隱隱然有傳以衣缽的意思。但又勸他，說“內聖外王”，原無二致，只看各人的氣質機遇而定；為學不宜獨善其身，所以有適當的時機，還得出山；以聖賢的大道，見之於化民易俗的經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師訓誨得是！”湯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這就是天理。令堂雖不曾讀過多少書，只出於坦誠至性的話，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勸人，要從日用倫常中去體認天理。”

講到倫常，湯斌便覺心頭自有一股無可言喻的溫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湯斌對這四倫，自覺一無所缺；各盡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謂“名教中自有樂地”；如今得投這麼一位老師，補足了師生這一倫，使得五倫一無所憾，豈非幸事！

除了老師以外，湯斌亦頗得友朋之樂，覺得同門師兄弟，沒有一個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鰲，字蓮陸，他是明朝的舉人出身，做過山西忤州知州，頗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湯斌一樣，一匹馬一個書僮，蕭然回鄉。

他的家鄉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孫奇逢從易州再遷之地。等老師遷到夏峰，他雖不能移家追隨，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幾個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構築了一幢簡陋的茅舍，取“程門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湯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鰲是湯斌的“大師兄”，年齡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與正在壯年的湯斌，一式無二。他精於史學，孫奇逢說他“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因為有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