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些傳說，自然有親友鄰居，來問湯斌。他只能就事論事作解釋；心知為非，卻不願肯定地說，到底如何？因為那是妄言。最後，終於明白了真相，是京中來客所談，大行皇帝死於痘。起病於正月初四，到了初七，傳諭民間；不得炒豆、不得點燈、不得潑水。才知是出痘。

同時下令刑部及京師地方衙門，開釋繫獄的囚犯，這是皇帝的生母孝莊太后的意思；但即使這樣大行仁政，並不能為皇帝卻病延年，到了初七夜裡，特召學士兩人至養心殿御榻前受命草遺詔。這兩個人一個是滿洲正黃旗的麻勒吉，當順治九年滿漢分榜時，他是滿洲狀元；還有一個叫王熙，是京師的土著，順治四年的進士，會講滿洲話，通滿洲文。

到了正月初八，是各衙門開印之期，百官上朝，得知凶信，大行皇帝在前一天晚上亥刻駕崩，於是宮中治喪，一片縞素；文武官員照滿洲的習俗，首先摘去帽子上的紅纓，然後依禮成服，朝夕哭臨。

第一大事是立嗣君。大行皇帝共生四子，只留下了兩個，皇二子福全九歲，皇三子玄燁八歲；皇位反常地落在較幼的玄燁身上，這是出於一個日耳曼人的建議。

這個西洋人的華名叫湯若望，是天主教士；明末來華傳教，以徐光啟的推薦，被徵參與修改曆法的工作。人清以後，完成修歷的偉績，被授為欽天監；以後又得封號“通玄教師”，升官進秩至正一品。這些恩寵之來，都由於孝莊太后信了天主教，而場若望是她的“教父”的緣故。選立嗣君之際，孝莊太后徵詢湯若望的意見；他指出福全未曾出痘而玄燁出過，以立玄燁為宜。眼前就有令孝莊太后悲痛的例項在，所以此一建議，從太后到滿洲親貴大臣，無不接納。

在嗣君於正月初九接位以前，先頒遺詔；而公開的遺詔已不盡是大行皇帝的“末命”——滿洲的從龍之臣，不滿皇帝生前的作為，在取得孝莊太后的同意後，趁死無對證的機會，假借皇帝之口，完成若干制度上的改革，所以這道遺詔，“罪己”的意味特重。一開頭就說：

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首矣！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謹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開宗明義就已表明，要糾正順治朝漢化的傾向；當然這也就是表示滿洲人將掌握更多的權力。所以接下來就特別提到疏遠親貴，重用漢人之非。

宗室諸王貝勒等，皆系大祖太宗子孫，為國藩翰，理宜優遇，以示展親。朕於諸王貝勒等，晉接既疏，恩惠復鮮，以致情誼睽隔，友愛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滿洲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略年效力，宜加倚托，盡厥猷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李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裡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另有一款，則不但滿人，漢人亦認為異常明智，那就是廢除“內十三衙門”。明朝以太監為家奴，而滿洲則以擄掠而得的漢人為家奴，稱為“包衣”；上三旗的包衣，為天子私人的奴僕，掌管了宮內的一切庶務，但自“內十三衙門”一出現，上三旗包衣就失勢了。

“內十三衙門”仿照明朝宦官“四司六局”的編制，由太監主持。所以設立“內十三衙門”，就明顯地表示出來，明朝留下來的太監，復得當權：“上三旗包衣”自然很不服氣。只是大行皇帝樂於親近漢人，性耽翰墨，而明朝宮內設“內書堂”教太監讀書，在“司禮監”辦事的太監，代批章奏，更非知書識字不可；其中出類拔萃，經史嫻熟的頗不在少，久而久之皇帝便遠包衣而親太監了。特別是寵任吳良輔這麼一個太監，內十三衙門就是吳良輔勾結一個在宮內辦事，頗見信任的滿洲人佟義所創設的。

大行皇帝駕崩，上三旗包衣，自然要趁此機會翻案，在遺詔中便有這樣一款：

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因妄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為戒，設立內十三衙門，妄用任使，與明無異。以致營私舞弊，更逾往時，是朕之罪一也。

明朝亡於宦官，已成定評，因此大行皇帝以此一罪自責，臣民無不額手稱慶。

遺詔的最後一款，便是指定八歲的皇三子玄燁，繼承皇位；並指定“內大臣”索危、蘇哈薩克、遏必隆為“輔臣”，也就是所謂“顧命大臣”。

在四輔臣主持之下，嗣君接位，定年號為“康熙”。接位後的第二個月，裁撤“內十三衙門”，恢復內務府，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