飼的話，可能還不止此數。”

“就是這麼說啊。我中土以農立國，馬政歷來艱難，馬匹也貴，兩匹馬拉車已經不是一般人家可以承受的。要我說啊，朝中文官若是不貪墨枉法，不收受‘孝敬’，其正俸官祿怕是連轎子都坐不起，更別說乘用的長轅馬車了。養幾個轎伕總比養兩匹馬來得價廉省錢。

再說，那載客馬車要是也象貨車那樣的硬廂底，人不要說乘坐幾百裡，跑五十里就能將一個青壯男丁顛得筋酥骨軟。就說那個馬車廂底的重茵墊子，一般人家也不捨得請工匠去做吧？工價也不少了。

所以說，只要不是遠途，還是坐轎子舒服啊。”

“可不是咋的？聽說那些西洋人，就是基督教堂裡的‘泰西’教士，說他們那兒的王公貴族，乘坐的馬車都是四輪的，可以用兩到四匹馬拉車，據說還比較平穩，跟我中土達官貴人乘坐的馬車差不離，莫不是也用了古書上說的‘重茵’？”

“也許是吧？誰也沒見過的東西，誰知是真是假？”

常言道‘隔牆有耳’，這兩位等候渡船的讀書人在這閒聊，聲音也不大，自然不知道他們所說的話都被人聽了個真切。

聽著有人在議論馬車與轎子的事兒，雷瑾倒是略略有些不同的看法。

話說貴賤之勢的變遷，從古至今都是一樣的。比如說轎子，中土很久以前是沒有這玩意的。最早就只有皇帝乘用的‘肩輿’，其他人都是沒有資格公然乘用‘肩輿’的，後來則是有了某皇帝賜元勳老臣坐轎子特權之先‘例’，這先例一開，慢慢的便開始有官員私下違制乘用，最初大抵就是炫耀與狐假虎威，而後蔓延開去，已禁不勝禁，結果就只能從俗，改換過幾個朝代之後，新朝朝廷乾脆給轎子定了階次、等威，以維繫官面體統。轎子或者類似的‘輿’，也就從皇帝天子一人獨享的代步乘具，慢慢變成了很多人都可以乘用的代步之具了。

這種情形從來都差不多。事情一開始只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但到了後面就是無論尊卑貧富，皆可乘坐。其實質是對特權的僭越，轎子就是這麼個玩意。

當官方已成風氣，民間豈有不跟風而上的？什麼是蔚為風氣，這就是了轎子在官私方面氾濫，根子都在這‘特權’上，在這‘威儀’上面。人上之人的風光體面，誰人不羨？若是不能真個一呼百諾，也至少混個皮面光鮮的虛榮，以與卑賤黔首等而別之，區而分之。所謂‘人以群分’的心態，轎子也就是這樣的一個玩意兒，把勞心之人與勞力之人截然區分開來的玩意（其實就是富貴與貧窮的差別），官面和私人的需求即決定了轎子與馬車的現在與將來。

另外，也確實如渡口這兩位讀書人所說，當世的人力極賤，而車馬獨貴，那些裝飾氣派的兩駟、四駟車馬，一般的武官勳戚都未必有能力長期負擔其花費，惶論文官了，不貪墨不受孝敬是絕無可能負擔得起的。況且歷代朝廷禮制對皇室勳戚和品階職官的車駕扈從也都有極嚴格限制，文臣乘用車駕的逾制犯忌之嫌疑其實要遠遠比乘用轎子高，再者自家蓄養馬匹也是極為難之事，不管從哪方面看，文官代步之具的當然首選，就只能是轎子了。

雷瑾暗自忖思，假設販夫走卒輩皆能乘坐轎子，也能負擔得起轎子的價，那個時候，達官貴人估計都是棄轎子如敝履了。只是這種可能性實在是太低，能坐得起轎子者，誰還不辭勞苦的幹著販夫走卒的活？幹什麼事不比這強？

就以西北而論，西北幕府出於連年戰爭缺乏馬匹的緣故，嚴禁五品官以下出入騎馬及私家自蓄車馬，另外對車馬的各種帷幔裝飾也都有諸般法令嚴禁之。因此，在西北治下，凡是無功名、無爵秩在身者，雖富擁萬金，其乘用車駕亦當了無紋飾，一以素淨，也不許役使可作戰陣軍用的馬匹（除非有‘特許狀’在手），否則不當用而用之便是違逆法令之罪。無功名爵秩者，就算不能役使馬匹挽車，但是馬騾、驢騾、大驢、毛驢、駱駝、牛、狗，乃至從遠方異域輸入的‘重馬’等牲畜都可作為役畜挽乘，不役使馬匹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倒也並不影響生計。

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禁令的原因，西北車馬反而盛行，坐轎子者卻是越發稀少，畢竟車馬代表著身分與特權——當然，也可能跟西北治下畜牧興旺而人口不足，必需以畜力補勞力之不足的狀況有關。

雷瑾聽著，默想著，不過也沒有更多其他的心思。對於許多儒生者流那種從骨頭縫裡散發出來的，居高臨下，自以為是，總拿自己當聖人，而把黎庶百姓都當做未開化的愚氓、當作蠢笨的牛馬狗、當作可以欺騙驅使的奴僕的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