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健更輕快。

西北幕府的移民實邊之策，或者說遷徙之政，雖然軍方與民間並不同，其實都是一直在做、在推進的事情，短時間內也絕無可能停止。

遷徙之政，裹挾也好，逼迫也罷，若是全然的強制和壓迫，下民自然會有許多喧囂叫擾甚至激烈反抗，尤其是同姓同宗同一血緣，往往會比較抱團，是時若非強悍剛霸的不世英主，則不能拿捏強硬以對的分寸火候，駕馭住全域性，而即便是國初太祖那樣剛猛峻烈的性子，在必要的時候也不得不向臣民許諾實際的好處，使些以退為進、以迂為直、以緩為快的手段（比如多姓雜居、同鄉混居等等），才能壓服洶洶之下民，實現其軍政意圖，可見一味的強硬並非上策；而以利誘之，遷徙下民當然就容易許多，不過世人總是畏威而不懷德的居多，是以也得威迫輔之，並且按部就班的一步步做來，就象下棋一樣，該下的‘子’，你都‘下’到‘位置’上了，才能合為一條大龍。

以西北的現狀而言，西域、塞北以及南方的新拓疆土，其中的肥沃上好之地、水草豐美之地，多一半都已直接劃為官地，西北幕府每年都能從官地上穩定獲得大量糧食和馬駝牛羊等軍政儲積之資，自然也不會分給一般的平民耕種，不是由‘官辦農牧墾殖公社’直接經營，就是連片成頃的交由‘農牧墾殖招商總局’、‘元亨利貞銀莊聯號總司’這樣的大農莊、大牧場、大商社包租屯種，哪怕是有著軍功爵在身的將士也最多是賞賜一些‘官田地股份額’坐吃分紅而已，雖然他們作為‘東家’之一，擁有對帳監督之權，卻無權干涉官地包租商社平時的經營。

從外地遷徙的移民，至少最近幾年的新移民，多半安置在城鎮討生活或者安置到邊遠、荒僻和邊疆戰亂之地墾殖屯守，那裡都是西北幕府目前鞭長莫及，難以面面俱到進行管治的地區。中土若有較大的宗族西遷，到了地方，在官方的有意操縱下，各姓各宗的田土劃分完畢，自然也就難以做到合族一宗的完全聚居，必然有一部分族人分徙落籍的情形，先是大宗分出幾個小族，小族再分為各家各戶，西北幕府再陸續透過僉徵、招募、抽丁、家屬隨軍以及新拓疆土晉爵授田令，乃至學校、科舉、徵辟等多種方式，慢慢的抽調分拆，削弱大宗大族聚居團結之勢，再以各種會社制衡之，強力諜探衙署監視之，使其慢慢分化。其實雷瑾倒是認為鼓勵經營工商之業，乃是分化瓦解村社宗族勢力並替代之的最好方法，只是在一個時期內，工商之業有其極限，城鎮能夠容納的人也很有限，起碼現在的西北，無法做到這點，村社屯堡仍然是西北幕府最基本的底層群體，只能採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之策了。但是西域等地以部族、部落居多，要想拆散重編，所花的心思和精力、人力，也不比安置中土移民更少，反倒是那些被全部貶為奴隸的部族、部落，分拆編遣要容易多多。

但是不管怎麼說，西北的遷徙之政，每年都會有一些細微的調整，畢竟不同地方的情形都有不同，各地因地制宜的一些辦法，看上去也可以推廣到其他地方，但作為上位者的雷瑾卻不能隨意決定，他要權衡其中利弊作出某種抉擇。

當然，作為西北最高統帥，雷瑾思考移民遷徙的策略，自然不僅僅限於一般的移民墾殖事項，西北軍隊除了出征作戰、巡邏捕盜、駐營大訓之外，慣例的軍隊遷徙與調遣也是每年不斷的，當然官方正式的說法是‘番上宿衛’和‘輪調更戍’，而且這也不是西北的獨創——‘番上宿衛’在秦漢時代就有類似的兵制，隋唐時代以及本朝都有不同程度的沿用，區別僅僅在於側重點和目標、物件的不同；‘更戍’則是故宋時代曾經沿用百年以上的軍制，也可以看作‘番上宿衛’的變種；其實這二者間的區別也不是非常大，完全可以歸入同一個類別。

自故宋太祖趙匡胤開始，創設“更戍法”，宋軍‘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更番迭戍’，‘新故相仍，交錯旁午，相屬於道’，沒有固定的屯戍營所。

據宋人的議論，設定更戍法，一是使“將不得專其兵’。宋太祖‘盡削方鎮兵權，只用文吏守土及將天下營兵，縱橫互動，移換屯駐，不使常在一處，所以壞其兇謀也。’；二是使軍士“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鬥，習山川”，宋太祖‘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這兩條理由中，第一條自然是主要的，利用更戍法，造成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態勢，煞費苦心，至於其中‘就糧’、‘屯駐’、‘駐泊’的細分名目，也無須多言。

故宋禁兵‘更番迭戍’，固然抑制了武夫割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