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軍伍叛變，但另一方面卻是宋軍戰鬥力的人為削弱。

更戍需要長途跋涉，尤其是北人移屯南方，南人遠戍北土，常因水土不服而病亡甚多，‘一往三年，死亡殆半’。一軍歸營，‘未及三兩月，又復出軍，不惟道路勞苦，且妻孥間闊，人情鬱結’，軍士能否‘習山川勞苦’並不確定，但是痛苦和死亡卻是確定的，軍隊奔走於道途，可以訓練操演的時間也一定不會太多，這樣的軍隊戰鬥力縱強，也強得極其有限。

另外，更戍法使‘將無常兵，兵無常將’，‘出師數萬，而以生殺存亡之柄，授人於倉卒之中，把旄賜鉞，建靈旗以啟行。而三軍之士不知其誰何，莫敢仰視其面，而欲與之同其死生，攻取戰捷，不亦難哉’宋初大將曹彬在涿州大敗，原因之一便是‘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宋軍出戍征戰之際，各種番號的禁兵指揮拼湊成軍，各指揮與部署、鈐轄等暫時委派的統兵官之間，號令不通，不相管轄，不能組成臂指相應的戰鬥整體，‘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更戍法沿續百餘年，到宋神宗時，禁兵‘更制’，‘無復出戍’，但實際上，‘更戍’仍不可能全免。

西北連年征戰遠戍，精銳的野戰部隊一大半部署在邊疆，但幕府仍然非常注重軍中軍官與稅士的‘番上宿衛’以及全軍部隊的‘輪調更戍’，根本目的與宋太祖是相同的，就是控制軍權不使旁落，維繫內外軍力的平衡——導致故唐皇朝中衰而終至於亡國的‘安史之亂’，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內外軍力失衡，邊將因外重內輕之形勢而野心逐漸膨脹所致。

不過考慮到‘番上宿衛’和‘更戍法’損傷軍隊戰鬥力的弊端，西北軍制在控制軍權方面嚴密部署的同時，也必須兼顧以不損傷軍隊戰鬥力為前提，是以‘軍府’將各級軍官與各級稅士的升遷轉調之期予以刻意錯開，而且類似於文官的遷轉，每一軍中職位的遷轉都有年限規定，每一個軍職差遣，一般三年為一轉（調任或升遷），一職最多允許三轉共九年為上限，即任何人不得在同一軍職差遣上連任三轉，超過九年限期。凡是超過九年的將士，若任職期間素有軍功、能力精悍且連任事出有因者，期至則調往他處任職；若其人在任職期間軍功微末，則轉調扈從軍團、僉兵守備軍團、少年營、巡捕營等處當差應役，或者勒令其退役回鄉（九年時間都掙不到什麼軍功的將士，不管是什麼原因，其人至少於軍隊是無甚大用了），總之不使軍官、銳士在一個軍職差遣上作匆匆過客，但也不能久任其事超過九年為準則。

另外，針對常駐一地之軍，軍府規定若該軍無征討之事且其主將久於其任，常駐一地者，常駐之期當以五年為準；同時又在此條下補充規定，駐防部隊至少駐滿一地三年，最多不得超過八年，至期必須移防屯駐。

如此一來，每年在‘番上宿衛’和‘輪調更戍’的安排部署上，軍府都要花費不少精力和時間，雷瑾也不敢在這上面放鬆，時時加以關注。雷瑾親自帶過兵上過戰場，萬里轉戰，殺人盈野，也是深知北人南征，南人北戍的弊端，他幾乎可以肯定的推測，宋朝禁兵‘更戍’多死，因水土不服而病亡者很多，其根子多半還是在於文臣官僚的催逼與苛刻上。宋朝禁軍奉命‘更戍’，其軍糧馬料是否給養充足暫且不論，軍衣被服以及醫藥等應用之物肯定是有不足不全的，行軍於道途又哪是能樣樣周全的？在此情形下，上官、文臣又多不體恤下情，驅軍中將士如驅牛馬豬狗，往往一紙軍令就催逼更戍的‘禁兵’務要刻期抵達，遲誤時日者不問情由皆以軍法處之。限於條件的‘禁兵’又多半無有車船騾馬代步，一路吃喝也是乾的、稀的湊合著果腹，卻仍然日夜登程不敢誤期，櫛風沐雨鞍馬勞頓之下，士兵體力虛耗極大，最是體虛氣弱不過，易為邪祟病害等侵體。等到‘禁兵’到達屯駐營所時，看著身體強健，其實往往已是外強中乾，心神一懈便極易水土不服而生病。屯駐營所中，又人雜馬多，數百上千號人聚於一營之中，統兵用事的官員若不通軍中醫事，不注意清掃營所防疫防瘟，又哪能防止軍中士卒因水土不服而大量病亡？這就是徙調軍伍而又不體恤士卒之害了。即便糧秣充足，衣被充裕，若是上官催逼過甚，軍卒道路勞苦，限於此時醫術以及僅有車船騾馬代步的條件，‘更戍’自是苦不堪言，將士大量病亡也不是什麼稀奇之事，否則怎麼會有‘軍無百疾，是謂百勝’的說法？所以西北的‘輪調更戍’主要集中在軍官和銳士身上，而千人以上野戰或守備等部隊移防屯駐，也考慮到唐宋以來之‘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