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加快了西北幕府府庫儲積的步伐，因而也由不得雷瑾不著緊啊。

再次，南方七大總督區的當地土著，性子雖普遍馴而不堅，可堪為兵者不多，精銳強悍者更少，能夠被西北軍隊選入‘扈從軍團’充為僕兵的土著，至少也得是一百個精壯能挑出一兩個，甚或一千個人裡面挑出一個可堪從軍的僕兵也勉強，但不管怎麼樣，土著民雖難說精悍，從軍征戰也難以與西北的精銳‘北兵’相提並論，但是也還是能從土著民當中挑選出不少精壯男丁補充軍隊缺額的，至少軍中的營壘輜重之類苦力活有人幹了，也就能將其中的銳士精兵抽調到其他方面去，等於變相增強了兵力儲備，因而也由不得雷瑾不著緊，南方數千萬丁口畢竟也是一個數量龐大的兵源，再怎麼挑三揀四的招募兵員，總能挑出不少勇銳敢戰之士，尤其是土著山民，驍勇剽悍者還是比較多的；其次，土著士兵不管他們以前的種姓如何低賤，地位如何低下，如果能夠在征戰中獲得軍功、戰功，地位自然水漲船高，成為西北軍功爵階層中的一員，也等於從原來莫臥兒帝國的種姓社會中徹底分化出來，同化為西北軍功土地勳貴的一份子，也許兩三代人的同化之後，他們的後裔就會自認為中土漢人了。土著士兵這種身分上的大轉換，也是由不得雷瑾不著緊。凡是兵事相關，豈能不慎重對待之？畢竟，兵者兇器，士兵是否忠誠乃是重中之重的要點，土著出身計程車兵是否認同並忠誠於西北，更是尤為重要。

有這幾個原因在，雷瑾重視南方絲毫不足為奇，西北所佔據的北方疆土，受旱、蝗、極寒以及地震、鼠疫的威脅，物產所出有限，用兵征伐在相當程度上要依賴南方諸省的物產，譬如雲、貴、川、緬北、緬中、緬南，再譬如莫臥兒故地的七大總督區，由於地處南方，旱蝗及極寒天候的影響比較小，在物產上對西北儲積的貢獻自然很大，甚至已經略有超過北方。

整個西北蓄勢以待，或許是在等待一個東進中原的藉口，而雷瑾則為此預為部署，待機而動——然而就中土形勢而言，北方破敗，南方凋零，西北是否值當傾盡全力與群雄相爭，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雷瑾在南方足足呆了一年，這才率眾北返。雷瑾南巡期間，除了鎮懾安撫南方形勢以外，就是督促南方各大區的總督及各行省的執政們，大築官馬大路、整修水路航道及碼頭、大建糧米倉廒、大蓄駝馬牛騾、大造河船海舶，許多工匠都從各省各府調集過來開工。另外，大量官奴隸以及以‘僱役’、‘助役’等方式徵召的役夫，在官吏、士兵和工師的驅使下勞作，不但要將七大總督區的水陸道路全部修造連線起來，俾使諸行省四通八達，無遠弗屆；同時還要將南方七大總督區諸行省所修築的驛道與西北幕府在北方各省所修的驛道全部連線起來。這可不是一兩年內就可以完工的大事。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著眼於不久的將來。

甘霖十八年，雷瑾自河中直隸府東返長安直隸府，平虜公行轅暨平虜大將軍行轅的東移，昭示著西北幕府介入中原混戰的傾向已經難以逆轉，平虜公現在唯一差的，或者是一個合適的藉口，一個東進中原的藉口。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

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

高踞於安定城門的長安西大街北面的‘長樂宮’上，顧長卿一人獨酌，身邊沒有召伎女相陪。

如今西北雖然不禁酒，但糧食釀造酒卻課以重稅。早前的西北酒課，曾經對糧食釀造酒課徵‘十稅其八’的重稅，搞得許多釀酒作坊無法繼續經營下去。後來雖有放寬，糧食釀造酒分為兩檔課稅，大米、小麥等主糧釀造的酒，酒作坊的酒課是‘十稅其五’，至於一般雜糧如高粱、青稞、大麥等等釀造的酒則是‘十稅其四’，也算是很高的酒稅了。因此，市面上的糧食燒酒，價格都是極昂，然後便有不少燒酒坊嘗試用番薯、土豆等釀酒（番薯、土豆等都不在酒課重稅之列），蒸餾過濾後就是市面上出售的各種‘紅苕純燒’、‘地瓜純燒’、‘純薯燒釀’，之所以一律加上‘純’字，就是強調有一個‘過濾’的工藝，出酒絕無異味——村釀的‘紅苕燒’、‘豆薯燒’，沒有‘過濾’，總有股子番薯紅苕或者土豆的燒糊味，賣不出好價錢。

除了糧食釀造的燒酒，西北常見的便是各種‘葡萄燒’以及用其他鮮果釀造的燒酒，這些由果子酒蒸餾而成的燒酒，不耗糧食，所以課徵的酒稅較低，一般是‘十稅其二’上下，看年景情形而定，兩三年會有一個調整，最高不會超過‘百稅廿五’，最低可以低到‘十稅其一’。

由此一來，西北治下許多人喝酒都是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