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毫無疑問的會被大多數官僚地主逃避或者轉嫁，最終集中著落在農民身上，這一直是帝國積弊數千年的痼疾，屢屢引發無力負擔的農民起義和暴動，甚至導致改朝換代。

其實如果光是土地兼併，豪強大族不享有免稅、免役特權，土地兼併並不見得有多大危害，但官僚地主的特權是帝國律法所明文規定的；而且不惟如此，地主往往還會利用其強勢地位，進行合法和非法的土地兼併，卻同時又轉嫁其應承擔的國家差派徭役，譬如大地主往往會利用天災人禍收購自耕農的土地，卻又不向國家正式登記過戶，而是用雙方私契的方式約定。這樣，地主得了土地，而國家的正賦雜稅還是得由自耕農來承擔，當自耕農無力負擔時，只好拋荒土地成為流民，這反過來又加重了國家維持和平和秩序的負擔，而當這負擔一旦超過國家力量所能承受的極限，改朝換代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了，這就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深層原因。

帝國曆代王朝雖然都曾經試圖透過改革變法，增加國家賦稅來鞏固統治，但從未真正成功過，從未在‘民富’和‘國強’這兩個問題上找到真正永恆的平衡，苛捐雜稅以及繁重的徭役差派總是如雨後春筍般，不經意地就找到了瘋狂生長的土壤，直到把一箇舊王朝徹底葬送，再催生一個新生王朝，然後再重複前一王朝的迴圈！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雷瑾曾經和包括秦夫子在內的許多老師，私下探討過帝國王朝興衰更替的問題，在雷瑾看來，土地不斷兼併，並最終集中到少數豪強大族手中，其實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長期趨勢（注：生產資料總是趨向於集中的，因為在一定條件下，只有集中，才能產生最大的效益，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當然也是如此），只要土地私有，並且可以自由買賣，則無論朝廷再怎麼抑制豪強兼併，再怎麼提倡重農抑商，也不過是延緩革命的到來，終歸無濟於事！

“抑兼併”，在雷瑾看來，財政原因僅佔一二，恐怕更多的還是中央朝廷為了防止民間財力過於集中而導致尾大不掉的局面，懼怕‘兼併’對大一統皇權構成威脅，這才是根子上的原因！

歷代王朝驚人相似的更替，少則十年二十年，多則二三百年的輪迴，已經用事實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帝國中央朝廷根本做不到抑制兼併，也根本做不到一姓可傳萬世！

既然從地主著手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那麼就還不如從事情的另一端——農民這邊著手解決問題！

天下的田地，無論怎麼開荒，總是有限的；這有限的土地，無論如何努力，也只能承載很有限的人口，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加之田地兼併又不斷地使土地趨向於集中，能夠重新再分配的土地日漸減少，就更顯得土地有限，而無法承載無限人口的衣食需要了，人與地的衝突更加激化，這是宛如死結一般難解的矛盾；

王朝更替過程中的戰亂和瘟疫，會消滅很多人口，從而使這種矛盾大為緩解，然後矛盾再不斷重新累積，直到下一次失衡的到來，也就是說帝國內部過多的人口——在土地兼併非常集中的情況下，過多的農民，尤其是完全破產的流民，必須從有限土地上大量地疏導分流出去，才有可能緩解帝國內部的矛盾，防止革命的爆發。

把農民疏導分流到哪裡去呢？如果不是把農民從肉體上消滅的話！

雷瑾個人認為，雖然工商之業可以容納吸收一部分“多餘”的農民，但是在種種因素下，帝國工商業目前的狀況並不能夠達到把“多餘”的農民全部分流和吸納的目的，甚至連最低限度的把分佈在帝國各地的幾百萬流民完全的分流、吸納、安置下來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戰亂、瘟疫爆發期間，工商業自身尚且難保，又何談僱工呢？

在雷瑾看來，可以把農民，特別是那些流民適當組織起來，組成武裝農民團體，向帝國四境以外進行武裝屯墾和移民，這樣的逐步遷移和蠶食政策，帝國可以一舉兩得，既不花什麼錢，解決了內部矛盾，把禍水引向外國，以鄰為壑，又同時等於在無形中擴張了帝國的疆土。

而且如果帝國從事農耕的人口大量遷移出去，國內擁有龐大田產的大地主也就不得不透過加強管理、興修水利、改進農耕技術，善待僱工和提高僱工工錢等方法來維持和提高其所zhan有土地的收益，因為供求關係的改變將決定這一切，當農民過剩時和農民短缺時，地主的反應當然應該是截然不同的，也許這樣一來，帝國會因此有較大的改變。

這絕對是隻要戰爭販子和唯利商人，才可能湧現的瘋狂而叛逆的想法，根本不符合儒家懷柔以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