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事皆有利弊，豈能因噎而廢食乎？

譬如趙宋帝國之際，數百年間外敵頻仍、動盪不安，戰爭、對峙、侵擾幾乎無時無之，外族的蹂躪、盜賊的燒殺、潰卒的劫掠，寢息難安的鄉村之民被迫團結民兵，結社以自保，武裝鄉社遍佈於天下，當其未被趙宋皇朝官府介入其中，利用操控之時，自治的鄉社在本鄉本土的作戰力遠強於趙宋禁軍和官軍，而在官府強力介入之後，很快弊端叢生，鄉社戰力衰減，漸不堪用矣。由此可知，官府介入此類會社，務需慎重，既不能不介入以監控動向，又不能因此介入過深越庖代俎，否則時日稍久必定弊端叢生，反失卻了介入其中的原意了（即控之而以為己用）。

如今帝國之內，儒學士人紛紛結社，議政風氣盛極一時，譬如復社，譬如東林黨，上通朝臣下達百姓，對朝政變動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一本印刷小冊子流傳很快，短時間就能形成強大的輿情。

西北地方士子文人的影響力量雖遠不如帝國江南，士子文人們議政之風習也不如江南之盛，但仍然不可輕忽，他們即或成事不足，敗事亦有餘焉；再則西北士人的勢力雖然不如江南，但西北諸族雜居，各家各派教門共處，清真、喇嘛、禪宗、淨土、道教，各族各教彼此的矛盾衝突恩怨糾纏又是江南之所無，情勢極為複雜，對此光靠強力壓制萬萬不行，總得要有疏導之途方可。

撇開族別教派的歧異不同，官吏將士鄉紳士人農牧工商諸色人等也各有訴求，民情民意，下情上達也是治民理政所必需，妄然不知下情而施政豈非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讓諸般人等在明處說出各自的訴求，總好過讓他們在暗中怨恨詛咒，豈不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乎！這些個會社就是讓他們說話的地方，就是讓下情得以上達的一條途徑，比之什麼‘謗木’、告密、風聞言事要好得多。

而且帝國鄉紳士人結社集會現今已成風習，西北也不例外，本侯若強令取締結社，豈非頓成天下鄉紳士人之公敵？說實話，本侯對鄉紳士人結社集會並不很是放心，雖然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任由鄉紳士人完全操控輿情，對西北的某些施政怕是有所阻礙，然則如之奈何？若不欲強硬，當宜懷柔，讓士人以外的農牧工商人等也能結社集會，以百家爭鳴之局面分薄鄉紳士人集會結社之勢，甚至讓他們互相之間並駕齊驅，互相打擂臺，我西北幕府則可居高臨下，分而治之，仲而裁之，借力打力，形成一種均衡，如此則西北幕府方不致被士紳文人束縛住手腳，從而可以較大膽的放可手腳施政。

治民理政，先賢所謂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因勢利導，固然如此，然而又不盡然也，其總要便是明辨慎思，思之長遠，慮之當前，權衡利弊而後謀劃施行之，若一味拘泥前賢之言，恪守祖制，焉能致得太平？”

雷瑾這話說得相當的直言不諱，張宸極細細品味這一番言語，也承認確實有那麼一些道理，雖然他並不能對此完全認同。

帝國計程車子文人幾百年來時興結社集會，或以詩文唱酬應和，或讀書研理，或譏評時政，或吹談說唱，或專事品嚐美味等等，宗旨不一，形態各異，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會規社約。文人學士以此相互聯絡或標榜，形成集團力量，如吳中四才子、台州三學、嘉定四先生、中朝四學士、東海三司馬、公安三袁、楊門七子等等。

所有的文人會社，包括書院、學校皆以宴飲會餐作為重要的活動和禮儀。縉紳大夫與才俊之士，往往酒酣以往，筆墨橫飛，或辯理詰義，或賡歌酬詩，或鼓琴瑟以宣湮滯之懷，或陳几筵以合宴樂之好；又或戴華陽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鐵笛，奏&lt；梅花弄&gt；；或呼侍兒歌&lt；白雪&gt；之詞，以琴瑟琵琶和之，諸賓客蹁遷起舞，彷彿神仙中人。

張宸極回憶起自己少年得志，金榜題名之時同年進士聚會詩酒應酬的盛況，不由在心中悵然低吟：“滄州之盟誰最雄，王郎獨有謫仙風。狂歌放浪玉壺缺，劇飲淋漓宮錦紅。”

狂歌放浪，劇飲淋漓的聚會，同類嘯聚，舞文弄墨，品詩論畫，此唱彼和，自得其樂，連輿接席，酒酣耳熱。

正如雷瑾所言，宴飲吃喝已不再是俗事，而已是士子文人眼中的一種風雅之舉，以酒會友，以食聯誼，吃會、酒社遍佈於大江南北，因此盤根錯節而形成計程車子文人集團，他們的潛勢力，他們的傾向確實不容小覷。

尤其是自王門心學大盛以來，以譏評時政為宗旨計程車子會社，他們所掀起的輿情風浪，無論是朝廷中的內廷外朝，還是地方官府，都很難熟視無睹，置若罔聞。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