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倭人第二次遣隋使所遞交的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第三次遣隋使的國書則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這些國書充分表露出倭人慾與中土帝國分庭抗禮的心態。

唐初，日本還遣使向大唐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國‘每歲入貢本國之朝’，意在顯示倭國也是和中土帝國一樣，可使夷狄臣服的大國。

不過在幾年以後，當倭國試圖幫助被大唐擊滅的百濟復國，在白村江口與唐軍大戰，遭到徹底失敗之後，倭國立即改變態度，開始舉國奔走，全面引進‘敵國’的國家體制和文化。”

白村江口之役，在帝國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戰，雷頊若不是經營遼東，還真不一定知道歷史上曾經在朝鮮附近有過這樣的一次戰役。

這一役中，大唐水軍首先到達白村江口。之後，日本水軍也從海上抵達白村江，兩軍遭遇。

當時，日本水兵萬餘，有大小一千多艘戰船，而大唐水軍僅七千餘人，一百七十艘戰船，在人、船數量上處於劣勢，但大唐水軍船堅器利，最終“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

經此一戰，日本對中土帝國的態度完全改觀。

自此之後，日本遣唐使到中土，都是傾力學習大唐文化，從製造、建築、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土學習。不再向帝國朝廷要求冊封，甚至甘心於等同“蕃國”的地位，不再妄言向外進取。

日本遣唐使回國後，對日本的政治、文化、佛教等各方面的變革，起到了巨大作用。

譬如出身律法世家的大和長岡，入唐後潛心學習唐律，回日本後與下道真備共同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