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進的一條次等的渠道。農民家庭很快就看出，他們的孩子們要上進到較高的階層，還得透過正規的學校制度。進半工半讀學校只能取得一個受過教育的農民身份，所以他們寧肯讓他們的孩子留在家種地一活，也不願讓他進半工半讀中學。正規制度的教育家們，看到正規學校不得不降低規格容納那些資格較差的半工半讀學生，就採取了一種特殊辦法，即培養程度較高的學生來保持較高的標準。這種辦法以前在延安是用過的，就是辦“重點”學校，把最好的學生、教師、裝置集中起來。全國大學統一考試恢復之後立刻可以看出，高中畢業生考上大學的比率高，其中重點學校的畢業生都得高分數，而半工半讀學校的畢業生都得低分數。不但如此，半工半讀學校學生大部分是工農子弟，政治上的積極分子或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學生在中學裡也佔統治地位。但是重點學校裡的高材生，往往是舊知識分子的孩子，他們多有‘’家學淵源”。

作為一種社會工程，教育改革和大躍進時期的各種新做法，直接衝擊了上層階級和普通民眾之間舊有的分野。毛的教導“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使知識分子的孩子們處於不利地位。結果是階級出身不好的學生往往受到處分，或者甚至為現行制度所摒棄。可是大學考試製度還和過去按分數錄取是一樣的。結果是到加世紀印年代中期，中國的新的教育制度變成雙軌制度，高分數的學生仍然走向上層。透過教育來改變中國的階級結構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高材生的選拔使大多數青年感到失落和不滿。到2O　世紀60　年代中期，由於國家財政緊張以及擔心畢業生過多，安排不了就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受到了限制，而城市裡失業人數繼續增長，勞動市場也越來越不安定。除技術工人工資較高，位置比較穩定外，大多數人則沒有工作保障。中國社會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大部分人都處於緊張狀態。

中蘇方裂

回顧25　年前的l960年，那時我們似乎已經看到中國人和俄國人要分道揚鐮了。事實上儘管美國需要越過太平洋，但她同中國的接觸卻比俄國人經過西伯利亞和蒙古施加影響要廣泛而且持久。俄羅斯東正教沒有辦大學教授中國學生。中國上層階級的第二語言是英文而不是俄文。中國和俄國的往來曾經要憑藉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派到莫斯科學習的幾千名學生，而前者的影響直到2O　世紀20　年代才開始。中國人跟俄國共產黨人雖然相知很深，卻不一定會變成真正的朋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不會忘記斯大林在加世紀20　年代曾給過他們錯誤的勸告，並且在1945　年曾經同國民黨政府簽訂條約，為俄國在滿洲的利益服務。總而言之，中俄之間的關係是比較脆弱的。中國一旦發展起它自己模式的民族共產主義，這種關係就會解體。有一個事實可以促使這種關係瓦解，這就是中國有朝一日當真在經濟發展中需要外援時，美國及其盟國能夠比蘇聯提供多得多的供應。這是25　年後今天的看法了，可是我們不能不反思一下，美國當時為什麼不能看到這種可能性呢？在當時國務卿杜勒斯長老會式的討伐“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的長征中，曾把以莫斯科為首、觸鬚伸向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陣營看成鐵板一塊。在當時的意識形態冷戰鬥士們（包括一大部分美國公眾在內）看來，中國人決不會擺脫俄國極權主義的控制。同樣，越南共產黨人也不會同中國共產黨翻臉，因為我們知道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人都屬於一個龐大的世界性集團。

說我們當時的理解完全錯誤，甚至是愚蠢和無知，並不意味著我們現在聰明些或加息靈通些了，但是我希望如此。

中蘇間的分裂，在2O　世紀5O　年代末就在許多場合表現出來。l957　年毛主席第二次去莫斯科參加蘇聯建國4O　週年紀念時，說了一些吹捧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優越地位的話和一些比蘇聯在發射人造衛星時所願意聽到的更好的話，例如說這件事表明了“東風壓倒西風”和帝國主義世界末日屈指可數，等等。這個時候，中蘇之間簽訂了好幾項關於技術交換、包括核彈的援助協議，而且還有一萬名左右的蘇聯專家在中國幫助工業建設。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正在大受蘇聯教育和文藝模式的影響。這時俄語已成為他們的第一外國語。俄國文學、藝術以及建築都受到歡迎。

赫魯曉夫對大躍進發表了直言不諱的批評之後，中蘇關係就開始惡化了。他於1958　年和1959　年兩次到北京，和毛談得很不融洽。赫魯曉夫認為毛是一個浪漫主義的異端論者，他的判斷不足為憑。赫魯曉夫對於毛在大躍進中竟然誇口說中國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