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當然有困難。”朱永興微微皺了皺眉，說道：“是擔心那些大戶士紳的反對嗎？”

“回陛下，也不全是。”查如龍想了想，說道：“微臣等也細緻研究過，覺得與其形成問題，倒不如北伐勝利後，一舉取消人頭稅更好。”

“朕要看看你們研究的資料。”朱永興有些疑惑，攤丁入畝難道真的有什麼重大問題。

滿清的“攤丁入畝”政策被稱為“良法美政，歸於大同而無業貧民永沐”，被歸結為清統治者愛民如子的“德性”，是“至仁之政”、“惠於貧民”的恩恤曠典。被清朝統治者標榜自己的恩政載入史冊，故各種文獻，如清三通、清會典等都不惜筆墨，大肆加以渲染。

其實呢，攤丁入畝並不是滿清的什麼獨創，它是由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轉變而來。就是將一部分戶丁銀攤入地畝徵收，減輕戶丁徵派，加重土地負擔，也就是把戶丁銀轉入土地攤派，由地主承擔。

但“攤丁入畝”卻存在著無法避免的弊端，即無法均勻地分攤賦稅，從而無法有效保證賦稅的順利徵收，更無法達到減輕人民負擔，緩和階級矛盾的需要，因而遭到上至豪強富戶，下至貧民百姓的反抗。這使得“攤丁入畝”政策實施的程序變得緩慢而困難重重。

而且，“攤丁入畝”政策並不能維持固定的徵稅數額從而抑制人民逃避稅收。清朝前期實行“永不加賦”的措施時，曾希望透過將丁口數額固定下來的方法來保證丁銀徵收，避免人丁流失，加強對人民的控制。但是由於“永不加賦”的措施表面上固定人丁數額，實質上卻無法使人丁附著於土地之上。

“永不加賦”並非“毋增毋減，定為常額”，而實質上使人丁數字增多。由於“攤丁入畝”政策的丁銀數字是建立在“永不加賦”的定額基礎上，因而“攤丁入畝”政策施行之時，人民就負擔了更為沉重的賦稅。

換句話說，在滿清統治時，大部分省份的丁銀都出現增額，並非保持定額數字。換句話說，自“永不加賦”至“攤丁入畝”，滿清統治者一直打著“定為常額，毋增毋減”、“天恩浩蕩，亙古未有”的旗號，要求各省人民順從地承擔封建義務。所謂“有道明君”，其實不過是更懂得如何緩和階級矛盾，保證人民基本的生存條件而已。

實施“攤丁入畝”政策後，政府加在土地上的丁銀實際上還是由貧苦的佃農僱工承擔。丁銀併入地賦一起徵收，土地成為徵收賦稅的憑據，表面上無地少地的貧民因此擺脫了丁銀的徵收，實際上，為了維持生計，他們不得不租用地主土地或出賣勞動力，淪為地主的佃農、僱工。清代租佃經濟在清初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也表明，大批農民失去土地成為佃僕僱工。

從商品經濟發達的江浙地區，到邊遠的貴州地區，從江南到江北，僱傭長短工進行農業生產，已經成為社會中的常見現象。這樣，佃農僱工就成為大部分土地的真正勞作者。他們或透過交納地租，或透過領取工值的方式謀生。但顯然地主在產品分配中佔據絕大部分，佃農僱工仍然徘徊在貧困線上。因此，這些賦稅錢糧的真正負擔者仍然是佃農僱工。

在滿清的統計資料中，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百姓迫於重賦而背井離鄉，到了乾隆年間便有大批流民湧向東北或東南沿海，他們的目的地越來越趨向原本自然環境較差的地區，如寧古塔原為清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

這表明，統治者希望透過“攤丁入畝”政策減輕賦役負擔、安輯人民來固定稅收的方法並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他們無法控制賦稅徵收從而穩定社會。由此可見，“攤丁入畝”政策並未減輕人民負擔，相反，它促使大批農民逃往外地，流民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

錢穆所著《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有滿清吹噓的仁政“攤丁入畝”可謂是一針見血的評價：

“清代有所謂地丁攤糧的辦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稅。這是他們自己誇許所謂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當時全國人口統計，共二千四百六十二萬口，從這年起，清廷下詔永不加丁賦——即人口稅，而人口則還是調查，五年一編審，但丁賦永不再加了。”

“實際上，這一規定，並算不得是仁政。因從中國歷史講，兩稅制度，早把丁稅攤運入地租，後來還要農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錢，這是後來的不對。王荊公制定了免疫錢，過些時，人民又要當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條鞭法來，再拿差役歸入於地租。”

“滿人跑進中國，一切都照明制，田賦額也照萬曆年間的則例徵收，那麼差役已經攤在田租裡，而此下還是照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