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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吳軍進至松滋，舉足即可渡江。此時，清軍未集，江北已是風聲鶴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獨佔長江之險，軍事主動權穩操在手，並在政治上進一步擴大影響，動員江北乃至黃河流域的漢官漢將參加，清朝將無法收拾局面，勢必繼續退至黃河北岸，以圖固守。

但就在這個時候，吳三桂暴露出其善持兩端、優柔寡斷的致命弱點。屯駐松滋數月之久，毫無北進的跡象。這個戰略上的致命錯誤給了清廷調兵遣將，重新佈防的機會，形成了荊嶽對峙的局面。而且，這種軍事上的保守主義，也使吳軍很快喪失了進取的銳氣。

如果深究吳三桂的想法，朱永興覺得滯留京師的吳應熊一家或許是吳三桂不肯北進的原因之一，但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吳三桂缺乏那種勇往直前、一無反顧的決心和氣勢。這是性格使然，在歷史的夾縫中，吳三桂能夠左右逢源，富貴榮華，但到了決定歷史的時刻，他卻沒有那個魄力。

“欲出萬全，不肯棄滇、黔根本”。吳三桂苦心經營雲貴十多年，視此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著棄根本，另闢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順，中道受挫，就會陷入進退失據的危險境地。

而屯兵長江以南，鞏固陣地，站穩腳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劃江為國”，立半壁江山。這番考慮，雖屬穩，卻難保勝利。兵法上說，有進無退。只有進攻，才能取得和鞏固已得的勝利。而軍事進攻一旦停頓下來，變為防禦，就將被動挨打。

頓兵不前，是一個致命的戰略錯誤。而吳軍未能在甘陝和江西取得決定性勝利，打通與王輔臣和耿精忠的聯絡，使所佔地區連成一片，則又是陷於被各個擊破危局的關鍵。

反正在當時，無論吳軍是渡江北上，還是下九江，扼長江、淮河、以絕清朝的南北運道。或是據巴蜀，塞殽函以自固。都要比遷延遲疑，幻想著康小三被嚇傻，放回吳應熊一家，並與吳軍談和現實得多。在歷史的交叉口，可以說。吳三桂做了最蠢的決定。

現在的形勢與“三藩之亂”時很相似，但又有很多不同。朱永興是皇明宗室，這面旗幟的號召力不是自號“周王”的吳三桂可比；閩浙有滅朔軍，海上有水師，江西撫州有魏君重所率的兩個師，長沙一下，由萍鄉、宜春一線打通聯絡，並不困難；荊襄有討朔軍，有長江水師。長沙不戰而降，所屬兵船皆歸明軍所有，在水上力量上明軍佔據明顯優勢；鄖、襄、谷城仍在討朔軍手中，控遏著漢水上游，清軍要在荊州立營對峙，便要遭到東面和北面的威脅。

而清廷選擇在荊州緊急佈防，將其作為戰略重點，一來是想切斷明軍與荊襄討朔軍的聯絡。二來也是估計到明軍北上，將走湖南渡江。因此。清廷力圖憑藉長江之險，在荊州佈防，攔腰阻攔明軍，使其不得渡江。如果在此頂住了明軍的軍事壓力，便可集結大軍，作為渡江反攻的基地。

吳越（指江浙地區）之財貨。山（西）陝（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荊州、襄陽、長江、漢水之間。吳三桂的反正，使湖南局勢急轉直下，雙方調兵遣將，調整佈置。大江以南的戰事焦點一下子便集中到了荊嶽之間。

而朱永興的動向似乎也在向外界表明，明軍將渡江北上，兵鋒直指荊州。因為朱永興的王旗現在正在嶽州，宗室親征，朱永興作為敵我雙方都矚目的人物，他在什麼地方，當然很可能便是明軍的主攻方向。

嶽州不只是湖南也是長江中下游“水陸衝要之地”。它位於浩瀚的洞庭湖之畔，長江南岸，三面環水，一面通陸地。而洞庭之水又與長江一脈相通，因此藉助洞庭之浪，可順水至長江，出湖南省境，水陸並行，隨心所欲。

而借一脈之便，從長江即可進入洞庭，入湖南省境，必經嶽州。南北東西，行旅轉運，欲得水陸兼有之利，嶽州乃不可逾越之區。在軍事上，得嶽州，可控制湖南之命脈，可斷南北交通，故此城為兵家必爭之地。

朱永興坐鎮嶽州，親自督師，並沒有馬上作進攻荊州的準備，而是進行了一番兵力調動。

“徵朔軍由長沙轉常德，接防蕩朔軍所佔地區，進攻石首（今仍名）、華容（今仍名）、松滋，與嶽州成掎角之勢，並打通與夔東的陸路聯絡。”

“蕩朔軍換防後，轉長沙，走株州，攻萍鄉，入贛省後與魏君重所部北進威脅南昌。”

為了使由大順軍改編討朔軍和吳軍改編的蕩朔軍不早會面，給各自將領一段緩衝時間，朱永興也是無奈之舉。同時，將蕩朔軍更遠地調離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