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歲，這個，臣不敢苟同。”張煌言猶豫了一下，開口說道：“微臣不想以事論事，可萬歲之言似乎有些太絕對了。”

“呵呵，是有些太絕對了。”朱永興也不生氣，他只是隨感而發，卻也知道要改變這樣的觀念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咱們還是說拿捏輕重的問題吧！其實朕還是喜歡真性情，不管對錯深淺，敢說就是種勇氣。”

“萬歲胸襟廣闊，令人欽佩萬分。”張煌言先恭維了一句，又侃侃而談，“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萬歲威重望高，中外鹹服。出一言而盈庭稱頌，發一令而四海謳歌，臣民們確是出自本心。只是萬歲您耳朵裡若整日裝的都是這些頌聖的話，也就聽習慣了。只要不是稱頌，就會看作是拂逆，看作是木訥，就會覺得是笨。這樣久了，頌揚得不得體的，也就覺得是不恭了。”

“說下去。”朱永興聽出張煌言有勸諫之意，便鼓勵地點了點頭。

“天下事，見得多了便覺得不足為奇，辦得多了便都覺得是老生常談。問人，聽不到自己的短處；反躬自省，又尋不到過失。要作的事自信都是對的；發的令，自信它必然通行無滯。時日一久，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張煌言繼續說道：“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萬歲您英明睿智，於潛龍到登基，幾乎沒有錯誤。您越是智珠在握，下面越是佩服萬分。這原也是件好事，可時日久了，倘有異議，便會自己打消，認為是觸犯了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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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四章　基礎——制度建設

不是自己做得毫無問題，而是臣子過於相信自己，自我否定了心中疑問。

朱永興聽著張煌言的勸諫，覺得頗有些道理。造神，有時候確實不是當事人的意願，而是旁人的自發擁護和崇敬。而喜諂惡諫，也是人的本性，誰不喜歡戴高帽呢？作為君臨天下的皇帝，自然是旁人獻媚邀寵的最佳選擇。特別是他，對國家有大功，對民眾也體恤仁厚，更是少有錯漏，得到官員和民眾的欽贊。

人呢，之所以犯錯誤，也並不是沒有自醒之心。只不過初時有，時間長了卻容易懈怠，被讚頌衝昏了頭腦。朱永興也不敢保證自己會不會如此，但有張煌言這樣的勸諫，既不傷面子，又有警醒作用，他倒很是欣慰。

“張卿說得有理。”朱永興點頭贊同，說道：“俗話說：家有倔兒不敗家，國有諍臣不亡國。連老百姓都知道這個理兒，何況是飽讀詩書的官員。”沉吟了一下，朱永興繼續說道：“朕屢次駁回臣下請奏，不恢復科道體制，也不學宋朝風聞奏事，實是有所擔憂。”

自宋代開始，本來以封駁皇帝為核心的最高決策者為任務的諫官從丞相屬官中分離出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對官員包括丞相的監督上，在職能上和御史逐漸接近，合稱“臺諫”，是為言官。

而能夠讓品級不高的臺諫官員活躍起來的一個主要原因應該是“風聞奏事”體制。“許風聞言事者，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言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諫官、御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此是許風聞言事。”便是相當確切的解釋。

如果不仔細分析。或許會認為臺諫和風聞奏事是很好的監督機制，但實際上卻令人失望。特別是明代，言官經常成為黨爭的急先鋒，掌握諫言、參劾大權的科道官員常常成為黨爭拉攏的物件，以實現黨同伐異、攻擊政敵的目的。這種以敵人之是為非、以敵人之非為是的作風，很明顯會讓決策者真偽莫辨。讓政治資訊失真、失靈，上下壅蔽的現象就會危害朝廷的統治。

對於黨爭等明朝積弊，朱永興是深惡痛絕的。雖然御史風聞奏事是一種傳統，有利於擴大政治資訊，然而對黨爭的顧忌使他一直難以放開此禁。黨爭會有嗎？答案是肯定的，只不過是程度大小的問題。

是人，就有好惡親疏。官員也是人，自然也是難以避免這種情緒。或以地域，或以脾性。或以學問深淺，或以思想意識，總會形成一個個關係比較親近的小圈子，小圈子也可能逐漸擴大。雖然稱之為黨還有些過份，但有了這樣的圈子，處理事情上便會所側重偏頗，這是感情使然，或者是利益使然。

陳紹愉是比較清楚朱永興的所思所想的。對於恢復科道傳統，以及准予風聞奏事。也是相當的謹慎，便開口說道：“萬歲所擔心者不無道理。科道為耳目之官，職在發奸剔弊。凡大奸大惡，從未經人糾劾者，果有見聞，即據實直陳。不許徇私黨比，摭拾塞責。將人已糾參之事，隨聲附和，明系黨與陋習，豈朝廷設立言官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