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同事們紛紛聚集在巴塞羅那的官邱旁，與我告別。我覺得，他們都知道我將走向陷阱，而且深信我會掉進去。

過了大約兩個小時，我便到達法國邊境。辭別了衛隊和西班牙秘密警察局那位與我形影不離的便衣後，我就由西班牙司機送到了佩皮尼揚市的一間旅社，妻子和女兒正在那裡等我。接著，我們坐上一趟夜間的特快列車，次日凌晨便到了巴黎。這下，我頓時覺得自己彷彿從沉沒的輪船上脫了險，而且是那麼出乎意料，既沒預先準備，也沒存得救的奢望。

我知道，內務部在法國的間諜網極為嚴密，不出兩天，葉若夫的特務就會找到我的蹤跡。這就是說，我必須儘快逃離法國。

“對我來說，唯一安全的避難之處是美國。我給美國大使館掛了電話，請求大使威廉·布利特接電話。但當時恰逢法國國慶前夕，即攻取巴士底獄紀念日的前一天，使館的人回答我，說大使不在。於是，我就照妻子的建議：找加拿大代辦處去。在那裡，我出示了外交護照，並申請去加拿大的簽證，藉口是想把家屬送往魁北克度夏。

蘇聯與加拿大沒有外交關係。因此我很擔心加拿大代辦處拒絕我的請求。但這位曾擔任加拿大移民局局長的代辦處負責人很同情我們。他主動以自己的名義給魁北克的移民官員寫了一封信。請他們給我以幫助。一併把信交給了我。同時，我們又在代辦處大樓裡碰上了一位牧師。他與橫越大西洋的輪船公司保持著某種聯絡。他說，加拿大的“蒙克利爾”號輪船恰好今天要從瑟堡起航，而且還有幾個空位。我急忙趕往船票代辦處，妻子則直奔旅社去接女兒。當我們三人趕到火車站時，火車正好要開動。幾小時後，我們便順利地登上了輪船。又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們終於離開了歐洲。

我的女兒是輕鬆愉快地踏上這次旅途的。對所發生的一切，她全然不知。妻子和我都不曉得該如何向她解釋，要知道，她這一走，就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夥伴、兩個奶奶和祖國。

從一九二六年起，我的工作就迫使我大部份時間都生活在國外，而女兒對祖國和祖國人民的愛從沒蒙上過絲毫陰影。由於急風溼關節炎。她很少有機會觀察到現實生活，所以根本不瞭解祖國同胞的深重苦難，更別說斯大林政權的殘忍了。我和妻子從不想打破她的各種美麗的幻想。女兒從小就特別憎惡任何粗暴的行為，同時，又深刻同情受痛苦的人。我們知道。由於風溼病，她的生命很可能十分短暫，因此儘量不讓她知道真情，當然，這個真情是指斯大林的暴政，也是指俄羅斯人民的悲慘命運。

很難向她解釋我們一家所遭遇的事情。但她還是明白了。她聽見了我們的談話，哭得十分傷心。她心月中那個理想世界，到頭來竟是一片虛幻，過去那些美麗的幻想。統統變成了泡影。她曾為父母在國內戰爭中出生入死地戰鬥過而自豪，可現在，卻為我們而痛苦。一夜之間，她長大成人了。

到加拿大，我就立即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並將覆寫件同時寄給了葉若夫。在信中，我向從一九二四年起就已認識的斯大林談到自己對他的制度的看法。但信的主要意思不在於此。我的目的是要挽救我們的兩位母親的性命。我知道，懇求斯大林不對她們下毒手，喚起他的慈悲心，那是不可能的。我選擇了另一條路，一種適合對付斯大林的辦法。我鼓足全部勇氣，向斯大林發出警告：如果他敢把惡氣出在我母親的身上，那我就將他的一切罪行公立於世。為了證明這不是拿空話來嚇唬他，我特地擬了一份他的罪行的清單附在信後。

除此之外，我還提醒他，即使我被他的特務殺害，我的律師也會迅速地把他的罪行披露出去。由於我深知斯大林的為人，所以我確信他不敢把我的警告視為兒戲。

我捲入了一場賭博，一場危及我自己以及全家生命的賭博。但我堅信。斯大林肯定會推遲對我的報復。在沒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說沒把我綁架住，沒逼我交出秘錄之前，他是不敢下手報復的，當然，他會不遺餘力地滿足自己的復仇欲，但這隻能在他堅信自己的罪行永遠不會暴露之後。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正好在逃離西班牙一個月之後，我帶著美國駐渥太華代辦處負責人給的入境簽證，抵達了美利堅合眾國。

到了美國，我立即帶著律師前往華盛頓。我向那裡的移民局局長遞交了宣告，宣佈與自己祖國的政府脫離關係，並申請政治庇護。

另一方面，斯大標對我的追殺馬上就開始了。而且一直持續了十四年。在這場較量中，斯大林既採取了強大的政治攻勢，又動用了大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