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內務部工作人員又相繼銷聲匿跡：這些人在內務部工作過，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有關斯大林罪行的絕密材料。

我是在西班牙得知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被捕的。緊接著，我的老朋友和同年—一被殺害的訊息又傳到我耳裡，看來，馬上就該輪到我了。然而，我不能與斯大林制度公開決裂。我的母親還住在莫斯科，按斯大林那些野蠻的法律規定，她實際上是當權者扣下的人質。一旦我拒絕返回蘇聯。她就可能被處死，我妻子的母親也將處於同樣的境地。

在西班牙戰場上，特別是在火線組織共和國軍隊進攻時，我常常遭到敵軍炮火的猛烈轟擊。在這種時候，我多次產生這樣的念頭：如果我在執行任務時被打死，那麼我的家庭以及我那些留在莫斯科的好友所受到的威脅，馬上就會解除。這種憧憬對我來說。遠比公開與莫斯科決裂更有吸引力。

但這是軟弱的表現。我繼續在西班牙人中間工作，他們的英勇無畏常令我讚歎不已。同時，我頭腦中還存在一個幻想：說不定，斯大林會死在某個同謀者手中。或者，莫斯科那場惡夢般的“清洗”，會突然間自行停止。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收到內務部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的一份電報。電報說，佛朗哥和德國希特勒的特務組織正在制訂計劃，企圖將我綁架出西班牙，以便從我口中掏出有關蘇聯援助西班牙的規模的情報。

斯盧茨基還通知說，內務部打算派一個十二人的衛隊來保護我的安全，他們將時刻不離我左右，我頓時意識到，這個“私人衛隊”的首要任務是來除掉我本人。於是我電告斯盧茲基，　說我用不著私人衛隊。　因為我的司令部晝夜都有西班牙的“國民近衛軍”守衛，而且，一出司令部就有西班牙秘密警察局的武裝便衣特務護衛。事實也的確如此。

這樣，內務部就沒給我派什麼私人衛隊，但這件事卻使我警惕起來。我開始懷疑葉若夫這個新上任的內務人民委員已給自己的秘密“別動隊”下令，要把我殺死在西班牙。預料到這一點後，我就派了一個參謀前往正在前線作戰的德國國際支隊，要他們挑選十名可靠的、戰鬥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員給我送來。從此，這些手提自動槍、腰掛手榴彈的戰士就寸步不離地一直跟隨在我身邊。

一九三七年十月，斯盧茨基的副手什皮格爾格利亞斯來到了西班牙。三個月前，正是他在瑞士組織暗殺了拒絕回莫斯科的內務部情報站站長伊格納季·萊斯。什皮格爾格利亞斯的妻子和女兒都還在蘇聯，實際上就是人質，因此他對自己的命運也不太樂觀，說不定，也在想方設法擺脫困境。但這也絕對不會使他變得不那麼兇險。西班牙並沒什麼事非要他來辦不可，所以他的到來只能加深我的懷疑，尤其是我後來得知，他曾在馬德里與某個姓鮑羅金的人碰過頭。而那個鮑羅金是葉若夫派到西班牙來領導“別動隊“進行恐怖活動的。

什度格爾格利亞斯和鮑羅金肯定考慮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我有專門的衛隊保護，要想暗殺我，難免發生槍戰。那樣，雙方就會死傷慘重，誰也佔不到便宜。所以我想，莫斯科會不會命令鮑羅金綁架我那十四歲的女兒，然後再恫嚇我，逼我回蘇聯呢？這可怕的念頭死死地纏住我，迫使我火速趕往郊外我妻子和女兒住的地方，用汽車將她們送到了法國境內。我在那裡為她們租了一座小別墅，離西班牙邊境不遠，並把西班牙秘密警察局配給我的忠實保鏢兼司機留在她們身邊，而我則又回到了巴塞羅那。

我一直在尋找機會，推遲與莫斯科決裂的時間，因為我明白，這樣做同時是在延長我母親和岳母的生命。

我一直懷著天真的想法，希望莫斯科會發生什麼事變，徹底結束那無休無止的恐怖惡夢。

最後，是莫斯科自己決定了我的命運。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我接到了葉若夫的電報。此人當時已是僅次於斯大林的第二號人物。他命令我前往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市，並於七月十四四日登上停泊在那兒的蘇聯艦艇“斯維利”號，與一個“您很熟悉的同志”見面。同時還指出，我前往那裡時，必須乘坐我們駐巴黎使館的汽車，並由蘇聯駐法國總領事比留柯夫陪同：“鑑於所面臨的任務十分重要，此人作為聯絡員是非常適宜的”。

電文很長，很羅峻。葉若夫及其隨從，都是才從中央機關調到內務部的，與現在被鎮壓了的原內務部頭頭們相比，顯得太沒經驗。為了打消我的疑慮，這些人挖空心思，結果卻是欲蓋彌彰，反而露裡了自己的企圖。毋庸置疑，“斯維利”號艦艇將是我的浮動監獄：我的回電是；將於約定之日到達安特衛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