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憤憤不平地高聲說：

“豈有此理！這是侮辱人！我不會就此罷休。我要去黨中央，把自己的黨證扔到他們臉上！”

不知他準備怎樣去扔他那已被收去的黨證。我們勸他別幹蠢事，最好去同克雷連科或索爾茨談一談。索爾茨是最高法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中央監委領導，負責主持全國的清黨。

當我們已經走過好幾個街區的時候，突然聽見身後傳來急促的腳走聲。這是維辛斯基，他又趕上了我們。調節好呼吸之後，他強烈地請求我們不要把剛才他那句有關黨中央的話轉告給任何人。我們答應了。

第二天，年輕的女秘書大驚失色地跑進會議廳來說，維辛斯基正在索爾茨的辦公室裡歇斯底里地號啕大哭。嚇得老頭趕緊從辦公室裡跑出來為他倒開水。

還在上個世紀末，阿朗·索爾茨就已成為一名革命者。雖然他遭受過無數次逮捕，在沙俄監獄和流放地中度過了很多年，但他的心並沒因此而變得冷酷無情。他始終是一個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

作為一名黨員，索爾茨必須在自己的行動中堅定不移地堅持“政治需要”的原則。斯大林的政治局總是用這一原則來證明自己的一切行為都是正確的。但是，索爾茨到老也沒學會對不公正現象置之不理。只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迫於無人可以倖免的恐怖浪潮的壓力，他才不得不重複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誣告。但最後他畢竟有勇氣當面對斯大林說出了真理，而這一行動導致了他的死亡。

索爾茨的朋友們把他稱作“黨的良心”，這部分是因為他領導著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黨的全國最高法庭。有幾年，黨交給我的任務之一，是向這個委員會報告有關被立案偵查的黨員的情況。索爾茨對待此類案件表現出富有人情味的和非官僚主義的態度，常常令我欽佩不已。

正是這樣，由於索爾茨的善良和同情心救了維辛斯基。他把這個問題提到中央委員會進行了討論。在這以後，維辛斯基的黨證才得以歸還。幾天以後，索爾茨順路走進我們的“會議室”。正好遇上我們在裡面喝茶。看見索爾茨。他的老朋友加爾金立即責備他不該去說這個情。索爾茨抱歉地笑著說：“您能要求他些什麼呢？一位同志，工作努力給他個表現的機會吧。布林什維克不是天生的，布林什維克是逐漸成長起來的。如果他有負信任——我們隨時都可以開除他。”

由於各方面向上訴審委員會提出的上訴越來越多，我忙得幾乎參加不了司法委員會的例會。可有一次我抽空去了，正好看見維辛斯基在做報告，名為“政治案件中的起訴”。不能否認，他的報告很有邏輯性，而且，他能很好地駕馭俄語，善於利用演說技巧。執行主席索爾茨高興地點著頭，毫不掩飾自己的讚賞。

當時，我並不喜歡維辛斯基那種過份誇張的表演和激情。但總的來講，有一點我清楚：這是一個能力極強，訓練有素的天才檢察官。我甚至開始認為，我們這些黨員對維辛斯基太不公正，並希望大家將來能改變對他的態度。

然而不久就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情不大，卻具有代表性，能充分證明同志們的直覺是正確的。一九二三年冬天，共和國總檢察長尼古拉·克雷連科把包括維辛斯基和我在內的幾名工作人員召了去，並通知說，政治局委派他清理和分析對蘇聯駐外國全權代表們的活動進行秘密調查的材料。鑑於資料數量太多，克雷連科在徵得政治局同意後，吸收我們參加這項工作。我們必須和他一起研究這些材料，並向中央彙報自己的看法。工作只能晚上在他家裡進行，因為他曾向中央保證不讓這些檔案外洩。

克雷連科的家是一幢豪華的獨立住宅，革命前屬於加加林公爵。那一天，我們一直沒離開這幢小樓。克雷連科把三四十本要分析的檔案分派給我們，同時說明，從事這一調查的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阿瓦涅索夫發現，在蘇聯駐外國代表中，存在著貪汙和秘密揮霍大量金錢的可恥行為；而且，某些工作人員有與外國間諜機關合作的嫌疑。

克雷連科請我們將自己的結論寫在一大張紙上，並依照這樣的次序：左邊，被告人的姓名下面，我們應該簡要地寫明控告實質，指明是否有足夠的證據向法院起訴。右邊，註明案子應移交那裡：刑事法庭還是中央監委，或是按紀律程式處理，並指出應該給予什麼處罰。

全部檔案比預想的要無聊得多。它們記載的基本上是些毫無證據的指控，而且都是那些相互之間關係不好的官僚們在夫人們的讒言下提出來的。只有少數檔案可以證明一些盜用公款、道德敗壞的事實和其他有損國家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