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某幾張牌，並向他指明那些他應該在法庭上儘量迴避的危險地方。

這就是維辛斯基所瞭解的一切。偵訊中的核心秘密是不允許讓他知道的。任何一個內務部領導人都無權向他透露斯大林的指令、審訊方式、折磨每個被捕者的刑訊手段或者斯大林同主要被告人進行的談判。維辛斯基不僅影響不了被告人的命運，他甚至連預先對每個被告人準備好的判決書內容都不清楚。

一位世界知名的美國女記者，曾因一篇文章把國外很多人都弄糊塗了。這位夫人把維辛斯基寫成了一個怪物，說他居然將自己過去的朋友——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很多人送進了地獄。其實，他們從來就不是維辛斯基的朋友。無論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裡，還是在國內戰爭時期，他們都是對立的。一九二0　年以前，維辛斯基一直是個孟什維克。我認為，很多老布林什維克大概是三十年代初，維辛斯基被任命為總檢察長時才第一次聽說這個姓。而他們親眼看見這個人的時間不會早於一九三五年，當時，他們已被押上軍事法庭，被控參與了刺殺基洛夫。

對待維辛斯基，內務部領導不僅是不信任更有股傲氣，就象斯大林手下那些兜裡揣著黨票、有權有勢的官僚對待反黨的人士的態度一樣。甚至在訓示他應該如何小心謹慎地對待那些沒有把握的指控。他們對他也從不開誠佈公。

維辛斯基有理由憎恨這些目空一切的主宰。他明白，他不得不在法庭上千方百計地隨機應變、以彌補他們的拙劣工作，不得不用自己的辯才去推動每樁案件中那些愚蠢的牽強附會。他還知道：如果這些偷天換日的勾當在法庭上有所暴露，劊子手們就會拿他去做替罪羊，至少也會給他扣上一頂“企囹暗中破壞”的帽子。

內務部頭頭們也有理由討厭維辛斯基。首先，他們蔑視他過去曾是“機關”的囚犯：在“機關”的檔案中，一直儲存著他過去因從事反蘇維埃活動而被指控過的材料。其次，他們對他妒嫉得要命——注視著這些轟動一時的審判過程的世界，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而他們這些創造驚人鬧劇的真正作者，卻命中註定只能躲在幕後。要知道，是他們用所謂“無中生有”之法，搞出了駭人聽聞的陰謀，是他們付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代價和努力，去摧毀和馴服了每一個被告人。

作為一個曾在盧比揚克大樓中呆過的囚犯，維辛斯基既害怕這幢大樓，又害怕在這樓裡工作的人。雖然在蘇聯的幹部等級中，他的地位已高過象內務部秘密政工局局長莫爾恰諾夫這樣的人物，但他第一次接到通知會見莫爾恰諾夫時，臉上卻不得不一直掛著卑微的微笑。至於亞果達，他給維辛斯基的全部賞賜，就是在籌備第一次莫斯科審判期間召見過他一次。

對內務部所下的任務，維辛斯基執行起來格外賣力。在三次公審的整個期間，他始終都保持著高度警惕，時刻準備反擊被告人做出的關於他們無罪的任何一點那怕是最隱晦的暗示。利用被告人的支援（他們相互間就好象在進行自我抵毀的競賽），維辛斯基使出了渾身解數，為的是向全世界表明：被告們的罪行已全部得到證明，不存在任何可疑之處。在起訴發言中，他總是不失時機地把“偉大的領袖和導師”吹得天花亂墜，同時又無一例外地要求判處全體被告人死刑。

他本人則渴望著活下去，這就是他如此賣命的首要原

（此處缺四頁）

自傳，並在上面註明了兩個作為證明人的黨員名字。維辛斯基也交上了自己的履歷，其中寫明，他在沙俄時代曾因參加罷工蹲過一年監獄。

區黨委把我們一個一個地叫去，提出一些問題，然後歸還早先收去的黨證。對於最高法院的老布林什維克們來說，這一程式不會出現任何麻煩，實際上甚至就沒有向他們提出什麼問題。這一切只不過是與在監委工作的老同志的一次短暫的會面。我們幾個比較年青的同志在接受審查後沒急著離開，留了下來，想等審查全部結束後大家一塊走。輪到維辛斯基，對他來講，這可是一次嚴厲的考驗，因為上一次，即一九二一年清黨時，他被開除了，經過一年的苦苦要求才恢復了黨籍。

過了半個鐘頭，又過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又是半個鐘頭，維辛斯基始終沒見出來。有人已經等累了，走了。最後，線辛斯基終於竄了出來，神色驚慌，滿瞼通紅。原來，委員會沒有把黨證還給他。這意味著被開除出黨。維辛斯基沒告訴我們，在這三個多小時內，那緊閉的房門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躲到接待室最遠的角落裡，惶惶不安地轉來轉去。

出大門的時候，維辛斯基趕上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