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提軍前去，會合諸帥，同共掩擊，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二月四日，岳飛又連發兩奏，說“虜既舉國來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勢必得利”。這當然是出奇制勝的上策，中**事史上早有“圍魏救趙”的成功戰例。雖然金將李成帶領一萬五千多人駐守蔡州，也決非是岳家軍的對手。但是，岳飛素諳宋高宗的脾胃，估計到皇帝決不會接受此策，故又於當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他說，“虜知荊、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乞且親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貴得不拘，使敵罔測”。岳飛認為，本軍若改由蘄州和黃州一帶渡江，出敵不意，或可收腹背夾擊之效。

果然不出岳飛所料，宋高宗看到“長驅京、洛”的奏章，當即回絕：“備悉卿意，然事有輕重，今江、浙駐蹕，賊馬近在淮西，勢所當先。”

在另一道手詔中，宋高宗批准了岳飛的中策。

古代的通訊技術十分落後，而戰爭形勢往往瞬息萬變，故皇帝對遠征的將帥實行遙控，一般是不適宜的。但是，軍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趙宋皇朝，又將遙控視為防範武將、維護皇權的家規。有時，甚至連作戰的陣圖都須皇帝親授，前線每一項軍事行動都須稟命而行，把將帥們隨機應變的主動權剝奪乾淨。

宋代最快速的馬遞是金字牌，用一宋尺多長的朱漆木牌，上寫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鋪。”用驛馬接力傳送，不得入遞鋪稍事停留。凡皇帝發下急件，用金字牌傳遞，日行五百宋裡。臣僚發給朝廷急件，另用“急遞”，日行四百宋裡。事實上，紙面規定日行四、五百宋裡的速度往往達不到，這是由戰爭、道路條件、氣候等多種因素造成的。岳飛自鄂州或前方發往“行在”臨安府的急遞奏狀，行程須十日以上；臨安府行朝用金字牌傳遞詔令，一個來回，約需二十日左右。鑑於如此長的往返時間，宋高宗在手詔中也曾說“朕不可以遙度”、“兵難遙度”等語。但是，為了貫徹他的意圖，有時又非“遙度”不可。

宋廷命李若虛制止岳飛出師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飛在攻佔蔡州和淮寧府後，於閏六月底終止軍事行動，“輕騎一來相見”。岳飛卻繼續提兵北上，長驅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檜惶惶不可終日。

宋高宗對戰爭前途心存兩怕，一怕全勝，二怕大敗。如果全勝，則武將兵多、功高而權重，會威脅皇權。儘管岳飛再三真心誠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後要解甲退隱，宋高宗總是疑神疑鬼。在他看來，岳飛紹興七年自行解職，奏請建儲等事，不是證明岳飛居心叵測嗎？倘若大敗，則宋高宗有可能成為階下之囚，欲為臨安布衣而不可得。紹興元年以來宋軍的多次勝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敵頑症，他始終對金方的力量估計過高，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低。岳家軍節節推進，宋高宗在深宮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詔中再三叮嚀岳飛，要避免與完顏兀朮（宗弼）大軍決戰，“全軍為上”，“佔穩自固”，“必保萬全”。

秦檜身為奸細，與抗金事業勢不兩立。然而兩個多月以來，各戰場傳來的是或大或小的捷報，而無敗報，這使他更急於要從中破壞。秦檜搗鬼有術，然亦有限，單憑他以三省、樞密院的省札發號施令，對岳飛、韓世忠等官高權重的將帥並無多大約束力。根據若干年來形成的慣例，惟有宋高宗的親筆手詔，才對將帥們具有更大的約束力；而宋高宗手詔也並非他個人的作品，往往是由他和宰執大臣一起商量，並由他們為之起草。

到七月上旬，秦檜對各戰場動態有一個基本瞭解。宋、金兩軍在東部和西部戰場處於拉鋸或膠著狀態，進展不大。中部戰場的張俊已經撤軍，惟獨岳家軍卻長驅猛進，攻勢凌厲。顯然，對金戰局的成敗，繫於岳家軍之進退。秦檜看準時機，也透徹地瞭解宋高宗的心理，迫不及待地向宋高宗提出班師的建議，理由是岳飛“孤軍不可留”。他還唆使殿中侍御史羅汝楫上奏說：

“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飛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詔，且令班師。”

班師，一不至於大敗，二不至於全勝，正中宋高宗下懷。於是，宋高宗在七月八日或稍後，即與郾城之戰大致同時，發出了第一道班師詔。

岳飛在七月五日，即郾城之戰前夕，上奏報告梁興、董榮、趙俊、喬握堅等部的勝利，並說：

“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眾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卻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