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大人言簡意賅，一言概之，思維真是敏捷。”

林星聽多了讚美之詞，也就沒什麼感覺了，他想了一想，問出他心中困惑很久的問題，道：“曹安，按理說，我們大宋如此兵強馬壯，應該戰無不勝才對，為何卻似乎外戰外行，給人屢戰屢敗之感？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曹安和阿三聞言都是嗟嘆一聲，有種一言難盡的無奈。

兩人本是欲言又止，但面對林星殷切的目光和亟待求知的渴望，曹安身為指揮使，自該直抒胸臆，將心中見解一一拆出，先說了一番題外話，道：“大人，關於宋朝軍隊的戰鬥力，這番理論是我自己總結的，有許多是大逆不道之言，今日我只在大人和阿三面前說，法不傳四耳，希望大人聽過就好，一家之言，不足宣揚。”

林星豈會不知箇中利益，道：“曹安，你儘管放心，我把你們當親信看，有些話只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大庭廣眾之下，我是不會口無遮攔的。”

曹安點點頭，說出了一番頗為深刻的見解，道：“我宋朝開國至今，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但卻是個不折不扣的軍事弱國，人見人欺，馬見馬騎，外戰外行，屢戰屢敗，究其原因，我個人認為，有三個因素，分別是先天因素、軍事思想和武將制度。”

他先闡述第一個因素，道：“宋朝立國時，北方契丹已經立國數十年，它從後晉的石敬瑭手裡搶走了幽雲十六州，使得中原的北大門洞開，可以說，我們大宋在立國之初，就已經捉襟見肘。更有一點，我們宋朝面臨的外敵是最多的，這和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是不一樣的，大人回想一下，漢朝之時，外敵也就一個匈奴；唐朝之時，外敵也就一個突厥，而我們大宋卻有契丹、党項（西夏）、女真和大理，這些強敵不斷騷擾大宋，讓我們沒有喘息之機。”

他這麼一說，林星和阿三還覺得真是那麼回事，宋朝的外敵確實最多。

曹安語氣一沉，有些嘆息道：“這些先天因素是客觀存在的，造成我們大宋強敵強敵環伺。本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大宋應該自強不息，秣馬厲兵，奮起反擊，但可悲的是，朝廷一貫以來的錯誤的軍事思想，將大宋本來就不強大的戰鬥力，削減得更加低下。大人想必知道，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是一個以武力起家的皇帝。太祖登基之後，大肆剷除異己，更祭出“杯酒釋兵權”的手段，將禁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所謂中央集權。同時，為了防止地方大將擁兵自立，太祖制定了“更戍法”，即戍守外地的禁軍每個一，兩年便要換防，將領也要定期更換，這樣就形成了“將無常兵，兵無常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局面，這種結果儘管有利於防止兵為將用的謀反情況，但是也直接影響到了部隊的鞏固和戰鬥力的形成，使得主將並不熟悉所率部隊的特性與戰鬥力，對下屬部隊沒有任何的威嚴可信。”

這是事實。宋太祖趙匡胤以兵起事，為了重蹈覆轍，長期實行“重文輕武”、“以文制武”的軍事思想，即使作為最高軍事機構的樞密院，也是由文官擔任樞密使，而以武將為副。整個大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文官為軍隊一把手，武將為軍隊二把手，這豈有不敗之理？

面對這種根深蒂固的軍事思想，林星有種壓抑的感覺，道：“此乃朝廷軍策，我們這些做下官的，也是無能為力，徒增奈何。”

曹安何嘗不知道現實的殘酷呢，他長嘆一聲，說完最後的一個因素，道：“先天因素和軍事思想，說到底都是理論層面的東西，若真的是兵強馬壯，即便軍事思想偏差一些，我們大宋也不至於如此羸弱。但我不得不說，宋朝的武官選拔制度，更是荒謬。仁宗天聖八年（公元1030年），朝廷開武舉，這本是武人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但諷刺的是，朝廷明文規定：武舉發，先閱騎射，而試之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這樣就造成了武將選拔中的重文輕武，那些紙上談兵、誇誇其談的人，反而比那些勇猛善戰、一身虎膽之人更受重用，且在授予官職之時，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職，多由科第出身的文官擔任，導致即便武官擔任了要職，也將受到文人的排擠壓制，無法將滿腔才能充分發揮出來，甚至有被文臣陷害排斥最後含冤而死者。試想一下，武官地位低下，必然無法激起其建功立業的雄心，影響全軍士氣。”

一幕幕鐵一樣的事實，讓人聽得更加沉重。

宋朝的軍隊，是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了。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章　杭州改編

更新時間2011…7…6　20：18：31 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