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媽和保姆。這並不是因為孩子只能為一位作為母親的女人服喪。如果母親去世，父親再婚後，繼母也去世了，那麼兒子應該為每一位法律上的母親服喪。兒子為身為妾的生母服什麼等級的喪，在宋代沒有統一認識。張載（１０２０—１０７７）說只有在法律上的母親活著時，兒子為生母服低一個等級的喪。朱熹在回一封信時說，張載認為，為生母服較低等級的、專為“妾母”制定的喪，這是錯誤的；她是他的生母，他就應該為她服３年喪。

妾在家裡的地位毫無疑問取決於女主人是否健在。即便妻子活著，但是如果她沒有能力，妾就可以像家裡的女主人那樣行動。宋朝末年，朝廷規定，如果妻子病得很重而丈夫又不願休掉她，男人可以按照通常的婚禮禮儀娶一位“小妻”。但是無論用什麼稱呼，法律上不是妻的女子都是妾。劉克莊（１１８７—１２６９）的一項判決涉及兩個被家人視為身份相當不同的女人——一位在男主人活著時就管理著一切家務，並瞧不起另一位；另一位是主人兒子的妾——但是劉克莊說，因為兩位都沒有正式結婚（“非禮婚”），因此都不能被當作妻子。有女主人的妾不僅在人身上依附於她，還會失去與孩子間的大部分聯絡，而由女主人掌控著孩子。妻子的傳記經常說她們養大了妾的孩子。但是從未提到這種意思，即她們應該事前請求妾的允許。舒嶽祥（１２１７—１３０１）形容他的妻子王氏（１２１２—１２８４）如何“性多容少妬姬。侍生子撫育如己出，寒暑燥溼一皆共之”。很容易想像妾對妻照管她的229孩子懷有什麼樣的仇恨，絕不會認為是對孩子的愛和慈悲心。

妾的邊緣位置可以持續到死後。在父親、法律上的母親和生母都死去很久後，韓琦（１００８—１０７５）在新的家族墓地重新安葬了他們。他採取大膽步驟，把身為妾的生母葬在父親與法律上的母親的合葬墓的一側，作為“侍葬”。他宣告這樣做沒有冒犯父母的意思，因為所有的事，比如棺木的質量，下葬的儀式，都是按照比父母低一級的規格辦的。考慮到其他人會譴責他失禮，他說有充分、正當的理由捍衛自己，“夫禮非天降地出，本於情而已矣”。

洪邁記錄的下面的故事清楚地表現了妾在家庭裡的邊緣位置：

第十三部分：妾妾　6

朱景先銓，淳熙丙申，主管四川茶馬。男遜，買成都張氏女為妾，曰福娘。明年，娶於範氏，以新婚不欲留妾，妾已娠，不肯去，強遣之。又明年，朱被召，以十月旦離成都，福娘欲隨東歸，不果。後四十日，生一子，小名為寄兒。

朱居姑蘇，吳蜀杳隔，彼此不相知聞。庚子歲，遜亡，範婦無出，朱又無他兒，悲痛殊甚。乙巳歲，朱持母喪，後茶馬使者王渥少卿遣駛卒齎書致唁，卒乃舊服役左右者。方買福娘時，其妻實為牙儈，因從容言：“福娘自得子之後，甘貧守節，誓不嫁人，其子今已七八歲，從學讀書，眉目疏秀，每自稱官人，非里巷群兒比也。”

朱雖喜而未深信，其與卒攜來者巡檢鄒圭，亦故吏，呼扣之，盡得其實。即令圭達書王卿及其制帥留尚書，祈致其母子。

這個故事清楚地說明，妾，方便的時候可以有，不方便的時候可以丟掉，如果家庭後來需要她生的孩子，還可把他們要回來。

為母的妾

230生兒子提高了女人在家庭裡的地位，不管這個女人是妻子、妾還是婢。對妻子而言，生了兒子就去掉一個可能休棄她的理由。對於妾，生了兒子就可以確立她與主人家庭成員間的親屬關係。對於婢，她得到了升格為妾的機會。進一步而言，如果妻子已經有了孩子，生兒子會使妾捲入與妻子和她的兒子之間更激烈的矛盾衝突當中。司馬光寫道：“世之兄弟不睦者，多由異母或前後嫡庶更相憎嫉，母既殊情，子亦異黨。”

妾的兒子肯定經常發覺自己面臨的形勢比較混亂，壓力比較大。一個妾的兒子畢竟要對兩位女人盡孝，而她們之間多半不太和睦。此外，他的父親會視他的生母為妓女，而他法律上的母親則認為他媽媽是婢女。不幸的是沒有史料可供分析所有這些引起的心理後果。當然妾的孩子們會長大而沒有明顯的社會和心理的殘缺。北宋最具影響力的高官之一——韓琦，就是妾的兒子。他父親韓國華（９５７—１０１１）的妻子生了４個兒子，第三個生於９８９年。那時韓國華多半已經有了妾——胡氏（９６８—１０３０），胡氏生了２個兒子、１個女兒。韓琦出生時父親５２歲，父親去世時他３歲。身為妾的生母在韓家住了幾乎有二十年之久。韓琦被兩個女人養大，很有些像被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