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豫。二等兵佛瑞德·亨敕曼在信中抱怨起那些新來的“土”兵，說他們“竟然抓獲了50名活戰俘，大概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學會怎樣滅掉戰俘。”

殺掉菲律賓戰俘是美國的政策。如果美國士兵被菲律賓人“殺死”，那麼司令就會“透過抽籤選出一名戰俘——這名戰俘最好是從美國士兵被殺的那個村子選出——然後，司令會下令把那個戰俘的頭砍去”。軍官給士兵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陸軍上校芬斯頓不但命令他的團將戰俘殺掉，他還向記者吹噓，他本人還殺死了35名被嫌疑有反叛傾向的平民。有人還對埃德溫·格倫少校進行了指控，說他讓47名戰俘跪下“懺悔他們的罪行”，然後命人用刺刀刺死他們，或者用亂棍將他們打死，埃德溫對此供認不諱。

對於那些沒有被殺死的菲律賓戰俘來說，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加痛苦的折磨。在哈佛受過教育的格羅夫·弗林特中尉後來在參議院的座談小組裡回憶起了對菲律賓軍人和平民的折磨——他們將他們分成兩組，一組30人，一組40人。他還描述了美國軍隊折磨人時所用的“水療法”：

一個菲律賓人被扔在地上，讓他仰面躺著。然後，三四個士兵或坐或站地壓在他的胳膊和腿上，接著，把來復槍或卡賓槍的槍筒戳進他的嘴巴，這樣一來，這個人的下巴就會被戳得朝了後。如果可能的話，還會在他的脖子底下放上一段圓木頭或一塊石頭，以便把他牢牢地固定住。

參議員朱利葉斯·凱撒·伯柔插問道：“你說他的嘴巴被撐開了，那是什麼意思？”

弗林特中尉答道：“就是把槍筒塞進去使勁兒戳。有些年齡大的人經這麼一折騰，我是說，如果我們的動作稍微粗暴一點兒的話，那麼那些老頭兒的牙齒就會一顆也不剩。這樣的話，我們就只把他按在地上，然後用一個水罐往他的臉上倒水，倒到喉嚨和鼻子裡，直到這個人表示屈服或是昏了過去，如果他暈過去了，我們就把他推到一邊兒去，等他慢慢甦醒過來嗯，我想一般來說，我們對待那些菲律賓人時都是有點粗暴的——我們把那個人踢到一旁，結果被灌進去的水就會被擠出來了。毫無疑問，這種折磨是非常痛苦的。那感覺就像是一個溺在水裡的人；卻怎麼也溺不死。”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為他的軍隊在菲律賓的殘暴罪行開脫，為那些“英勇無畏的美國士兵”歡呼，那些士兵“為了讓文明戰勝野蠻和愚昧而戰鬥”。對於羅斯福來說，在菲律賓屠殺成千上萬的平民和沒有防禦能力的戰俘象徵著“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的戰爭”。

日本軍國主義者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日本的行為同那些基督教徒們原來的所作所為一模一樣，可現在那些基督教徒們為什麼那麼偽善呢？這裡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種族歧視。這些年來，美國國會時常表示，將對黃種日本人實行歧視性的移民政策。1906年10月，即《朴茨茅斯條約》簽署一年後，舊金山學校的董事會就命令所有日本學生去中國城的東方學校就讀。日本政府感到受到了侮辱，認為“美國的歧視政策給他們帶來了恥辱，對此絕對不能等閒視之”。後來，國會又以絕大多數贊成票透過了一項移民法案，決定不再給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人簽發簽證。

國際聯盟也被日本軍國主義者視為一個“反日本的基督國家聯盟”。日本在一次大戰中和同盟國站在一條戰線上，作為惟一的非西方大國，他坐在了巴黎和會戰爭賠款的圓桌旁，而且還得到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作為回報。然而，日本卻擔心“西方國家可能利用國際聯盟，讓白色人種的優勢永遠維持下去”。近衛文�NFDF8�寫道：“從經濟角度來說，國際聯盟可能會讓強大的國家支配弱小的國家，後來居上的國家永遠都要對那些先行一步的國家俯首稱臣。”

實際上國際聯盟曾透過一項決議，聲稱讓所有國家擁有自決權，並要求結束殖民統治。可狡猾的美國加入了一個條款，將自己巧妙地排除在這項決議之外。自由這個概念聽起來好聽，但在現實世界中，美國更喜歡門羅主義，也就是說，美洲的事務要由美國人來管理。因此，這就導致了日本這個亞洲惟一的文明國家無法擁有在亞洲稱霸的權力。

日本認為外國佬對日本這個國家是有歧視的，因此要求在國際聯盟的盟約內加上種族平等的條款。“這項建議更像是一份措辭溫和謙卑的宣言，它要求國際聯盟的成員國不應從種族和民族角度相互歧視。各國對居住在本國土地上的外來公民應儘可能給予平等的權利。”但是，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對這項條款表示贊成。

壓垮駱駝的往往是最後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