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也是個令人神往的希望，只有那處缺乏想象力的人才會對此無動於衷。

幾代學者都對古代中國與希臘——羅馬世界中一系列事件的特別類似之處獲有深刻印象：都有一段諸子爭鳴和戰國紛爭的時期，有大一統成立帝國的時期，有中央政權分崩和瓦解的時期。例如，我們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約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同時代；亞歷山大大帝只比秦始皇早100　年；羅馬和漢這兩個帝制政權也鼎盛於同一時代。同樣，當這兩個帝國衰微之時，其北方邊睡的蠻族都變得越來越危險，而當“普世之國”（借用英國史學家湯因比的術語，它指古代居世界一隅自以為盡有天下的大帝國。——譯者）中的政治和經濟解體時，都可見到苦難人民向其導求安慰的外來宗教傳播的特徵。3　至6　世紀北方遊牧民族的進人中國和佛教的傳播，正好同西方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南侵以及基督教的傳播、即“野蠻狀態和宗教”的勝利同時。凡有志於正確地找出人類事物規律的人，都可拿東西兩大帝國的這些相似之處作為出發點，來進行概括和更深人的研究。在中國歷史裡，使膚淺觀察者一眼便能看出的最有趣的一致性是以漢、唐兩朝為中心的一系列情況。在這兩朝之前都有一段思想醞釀活躍的時期，其標誌各為週末的諸子百家和漢以後道教佛教的盛行。在這兩大朝代之前，都各有一個強大而短促的皇朝來統一國家，即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和隋朝（581　－618　年）。漢、唐兩朝一旦在新統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之後，都能把中國的政治勢力擴充套件到鄰近地區、特別是中亞一帶，並相應地發展了對外接觸。

學者們有鑑於這兩大朝代的相似之處，曾試圖系統地闡述歷史週期現象。所有這些嘗試的根據，是中國史學家所觀察到的並孜孜不倦地記載下來的基本現象，即朝代的迴圈。二十四史中當然有某些思想一再出現過，因為記錄每朝史實的學者所提供的都是統治者家族興起，鼎盛和哀亡的全部歷史。例如，到每個朝代快結束時，所記載的自然災變、地震、洪水、彗星、日月蝕和其他異常天象就多起來了，以證明統治者的無道正在使他喪失“天命”。

確實，在民氣和社會心理方面，自我聯想可能曾對朝代的迴圈發生作用。這是因為，皇朝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它的道德威望，以致一旦它在某些事情上丟了“臉”，就可能啟動一個過程，使人們的思想似乎越來越反對當朝政權，從而加速其滅亡。一旦那批給統治階級輿論定調子的儒家文士認定一個皇朝已喪失其在位的道義權利時，誰也無法再拯救那個皇朝了。這仍是今天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因素。

朝代的衰微往往是和統治家族的日益無能一起出現的。當權的家族一代又一代地被家庭制度套上沉重而無用的擔子。這一點從那些在皇室裡有牢固地位的外戚身上表現得最為昭彰，他們假公肥私、驕奢淫逸。朝廷裡的酒肉聲色使統治者個人日趨萎靡。漢化的夷狄之君也會遭到這種危險。例如，蒙古諸汗就是由於貪圖安逸和荒淫無度而自取滅亡的。

有些人甚至更廣泛地用經濟史觀來解釋中國的朝代迴圈。採用這種研究方法的人特別重視田賦，因為在中國農業經濟中，田賦是政府歲收和權力的主要來源。每個朝代似乎都出現過這樣一個過程，即不納田賦的土地越來越多，使當權的官僚階級得利而皇家的歲收減少。在一個朝代開創之初，通常都要估計一下土地和人口的數目，並登入在一種粗略的調查表裡。新訂的稅冊可以用作收稅的牢靠基礎。隨著歲月的推移，帝國政府的利益與代表該政府的個人的利益發生了矛盾。統治階級能夠逐步增加他們的田產，並採取各種手段不繳田賦，如銷燬稅冊，官方默許或偽造法律證件。這就產生了一種惡性迴圈，使仍納賦稅的農民土地增加賦稅負擔，而同時政府又很可能需要增加它的歲收。這樣，越來越少的一部分土地要繳納越來越多的稅。結果就發生了農民騷亂。

在有些情況下，皇朝的最後傾覆經歷了由狂熱的宗教領袖領導下的農民叛亂。由於哪個朝代都不許存在公開的反對組織，因此反對組織只能採取秘密結社的辦法。例如，14　世紀中葉蒙古政權腐敗而喪失民心時，許多省份叛亂蜂起。其中有些叛亂是由白蓮教那樣的秘密會社領導的。他們有一套象徵性的儀式、秘傳的手勢和口令，獻血為盟，並有地下組織。其他一些叛亂由宗教領袖、通常是佛教領袖率領，他可能宣稱菩薩即將降臨人間。有些叛首自稱是前宋朝的合法繼承人。還有一些則甘為匪首而盤踞一方，逐鹿爭雄，以求成為最宜於繼承“天命”的人。湖北一個匪首控制了長江中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