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生義的性質。毫無疑問，這種認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準的思想，意味著中國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義更為基本的東西。中國早先的皇帝宣稱他們統治著所有文明的人類，而不管其種族或語言的差別如何。繼他們之後的夷狄君王發現，繼續加強這種傳統是對他們有利的。對於任何奉行孔孟之道的君王來說，不管他自己是漢人還是異族，重要的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員必須對他忠心耿耿，並按孔孟之道處世為人。一個人只要他熟習經書並能照此辦理，他的膚色和語言是無關緊要的。有成就的夷狄統治者，是那些承認這一事實，自己成為好讀經書、善長書法並對中國藝術有鑑賞能力的人。他們只要仿照歷代的“天子”那樣，引述孔孟之說，奉祭祀之禮，實行大赦，維持科舉考試製度，任命官吏，頒發詔書，就能證明他們的正統性。只要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沒有變更中國的政治制度，就能被中國人民所接受。孔孟之道在異族統治下的這種長期存在的能力，也是衡量儒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個“施仁政的專制政府”的尺度。不管專制君王是誰都沒有關係，只要他在政治制度中體現出“仁慈的面貌”，並牢牢地掌握權力就行了。

這樣，異族統治的長期經驗已經產生了一種饒有趣味的奇特現象：19　世紀的中國人進人現代世界時，在他們的一個主要素質即民族主義精神方面，特別顯得落後；然而，在他們的20　世紀的革命中，他們對自身文化或“文化素養”的世代相傳的自豪感已經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義”，這在將來很可能會勝過那發生在歐洲的單純政治上的民族主義。

中國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忠誠間的這種不同關係，值得進行更多的研究。例如法國和德國，只是在查理大帝統轄了兩個地區之後，才成為不同國家的。這兩國雖然常常打仗，卻共同享有基督教文化。笛卡兒和巴赫，萊布尼茨和巴斯德，盧梭和馬克思，是它們共同的文化遺產。中國則正相反，政府在概念上始終是同整個文化相關聯的。政治形態和文化幾乎已經溶合在一起。這可從下列情況看出來，即自公元前雙1　年統一以來，中國總是堅持兩大政治信念：中華帝國是統一的，它比一切外國優越。

在13　世紀蒙古人征服中國以前，中國優越這個信念顯然還是可以成立的，因中國地廣人眾，技術、財富和文化水平都比較優越。但中國皇帝以德君臨天下而對人類擁有無上權力的思想，在缺乏道德觀念的蒙古人以武力征服中國之後，卻被粗暴地粉碎了。然而，漢人血統的明代諸帝東山再起，以他們的德行和權力重申了皇帝至高無上的信念。於是，皇帝君臨四海這個古老的思想，雖然在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乃至哥倫布以前美洲的早期君王都有過，但只有在中國能夠一直堅持到現代。

統一，這個理想的信念在中國人的思想上，久已同沒有內戰從而同內部的安定、秩序和繁榮聯絡在一起。這個信念從清皇朝那裡又獲得了新生。當清朝八旗軍在18　世紀把蒙古西部、新疆和西藏置於北京統治之下時，所謂統一無非意味著“中華帝國”事實上就是“東亞帝國“（中國和亞洲腹地），這在很久以來是個戰略單位，而今則成為一個政治單位了。在清朝統治下鞏固這整個地區的工作，近幾十年已由擴大了的漢民族所採用，先後被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繼續實行。甚至到了今天，兩黨仍堅決主張，只能有一箇中國，不能有兩個中國，而這漢民族的一箇中國理所當然地包含蒙古、西藏、維吾爾和其他許多種族，作為文化上的少數民族。

朝代的盛衰週期

研究20　世紀初中國歷史的一種基本方法，是把它看作改朝換代過程中的一個政權空白期或間歇期。讀了著名的中國各朝代的二十四史之後來看今天的中國，你就會覺得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相繼奪取並組織中同政權的努力是一個古老主旋律的變奏。在中國2000年的政治史中，顯然可以看出節奏和頓挫。自古以來，即使當時的紛爭可能蹂埔了中國，大多數的中國人總是絕對相信，統一是會重新實現的。

任何一個探求歷史一致性的人，或以社會和文明作為單位來研究歷史的人，都會覺得中國的史籍浩瀚無際。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這麼許多見諸記載的帝政事實，有待歷史學家、或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學派創始人、或普通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在其空閒時候去加以精選、整理和總結的。人們在這些記載裡比在任何別的書裡更有希望讀到不斷重演著的歷史。如果我們能好好讀通中國過去2000年的歷史，我們就能預見它今後20　年的未來——這雖是個奢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