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因而任何解釋都必須是社會的、歷史的以及經濟的解釋。例如，在所有農業生產中，對資金的季節性需求容許有高利貸借款，利率視利用貸款所種的作物而定，高達每月一分二厘。由於資金是從剩餘農業積累起來的，地主通常就是放債者。因此士紳家族仗其社會地位外，還部分依靠權和財力。在20　世紀初，他們仍主宰著大多數省份偏僻的農村地區。

舊中國官吏以士紳家族為收捐徵稅的媒介。同樣，士紳也給農民作中間人，他們在執行官吏壓迫農民的任務時，也能減輕些官方的壓迫。地方官吏在應付火災、饑荒或早期叛亂以及眾多的次要刑事案件和公共建築工程時，都要靠士紳的幫助。他們是平民大眾與官方之間的緩衝階層。

窮人單憑他的才學也可成為上述狹義理解下的一名士紳，即使他同士紳家族無關。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有科舉功名的人總同地主家庭有關係，而後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也總有考中功名的成員。一般地說，士紳家族是人材庫，裡面有不做官而有功名的，也有官場中的人物。大家族是培養官員的苗圃，又是被貶或告老致仕官吏的退居之所。

士紳在每個鄉里履行許多重要的社會職責。他們為諸如運河、堤堰、水壩、道路、橋樑、渡船之類的灌溉和交通設施進行籌款和主持修建。他們支援儒家的機構和倫理一一搶組辦和維持學校、聖祠和當地孔廟，出版圖書、特別是地方史籍或地方誌，並給平民大眾分發道德說教冊子和勸世歌謠。在承平時期，他們給公眾生活定下調子。在動亂時期，他們組織並統率民兵的防守力量。他們日復一日非正式地仲裁糾紛，使當地不致像美國任何一個市鎮那樣經常發生法律訴訟。士紳還創辦慈善事業並運用所託管的經費救濟鄉間疾苦；他們在官方請求下向政府捐款，特別是在戰爭、水災和饑荒的時期。這些貢獻十分有用，以致大多數朝代都出售最低階的功名以獲得經費，從而使許多人可以不必經過考試而享有功名。這種做法雖然敗壞了考試製度，卻能使有錢人付出代價以進人上層社會，並分享士紳的特權，例如他可以會見官吏並免受肉刑。

士紳家族在當地的領導地位和管理職能，可以說明為什麼官方努力沒有深人到中國的下層社會。或者以另一種方式從其起源來講，士紳的產生是用來填補早期的官僚政府與中國社會（它正在不斷擴大，非官僚政府的力量所能控制）之間的真空。由G？W？斯金納所倡導的對城市研究的結果，發現從漢朝到清代中葉的2000年間，相繼各朝代的地方行政機構並未增加，而中國的人口卻增長了5　倍。在各朝全盛時期，基層單位“縣”的數目是：“漢朝1150　，隋朝1255　，唐朝1235　，宋朝1230　，元朝1115　，明朝1385　，清朝1360”。而帝國的總人口是：〃　180　年6000萬，875　年8000萬，1190　年1。1　億，1585　年2　億，1850　年4。25　億。”因此，在漢朝末年，一個縣官管轄5　萬人，而到清末卻要管轄30　萬人。斯金納提出，要是有8500　個縣都由北京來管理，那麼清朝的行政工作簡直就搞不了。中國政府並沒有把縣的數目機械地增設到這種難以管理的水平，而是隨著政府自身的擴充套件，鞏固了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區的各縣，同時只在邊遠地區設定新的縣份。另外它還削減了它的地方行政職能。例如，在唐朝以後，政府放棄了對城鎮集市的官方管理，一般地停止了它對“商務的嚴密控制”；　並逐步不再“正式過問當地的事務”。代之而興起的是士紳和他們在當地的職責。

這樣，帝制政府仍然是個上層結構，並不直接進人村莊，因它是以士紳為基礎的。當地士紳的許多公務形成了帝制官僚統治下的一個政壇，使官員能夠以極大的流動性和表面上不依賴於地方根基的方式經常調動。實際上，皇帝任命的任何縣官只有獲得當地士紳的合作才能進行治理。總起來說，在100年前就已超過4　億人口的一個國家裡，正式皇帝官員不到2　萬名，帶功名計程車紳卻約有125　萬之多。

士紳家族之所以能不斷主宰農民，不僅靠其擁有土地，而且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士紳中間主要產生出將來可以被選拔為官吏計程車大夫階級。而士紳之所以能夠幾乎包辦學術，則又基於中國語文的性質。

中國的文字和文人

書寫的中國文字不僅看起來不同於西方文字，而且在其基本結構原理上也與西亞和歐洲的拼音寫法大不相同。對英美人來說，雖然有許多拼音文字看來也像中文那樣莫名其妙，但實際上它們同英文是很相似的。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