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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面，北越仍按過去傳統實行地方獨立，不受中國統治，但仿效中國的政制。1959　年後北越對南越的進犯，先是支援游擊戰，進行破壞和恐怖活動，然後派去軍隊，充分利用了中共的方法和幫助。應用中國的方法是利用城鄉之間早已存在的鴻構，利用城市上層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鴻溝，在民族主義情緒和共產主義學說的基礎上建立起更緊密的越南式的社會和政治新秩序。在50　年代後期，中國邊界附近的這一切鬥爭看來都在節節獲勝。這種形勢在那幾年促使國內作出了甚至更大的努力。

大躍進

1957　年9　…　10　月召開的三中全會（這屆中央委員會由1956　年第8　次黨代會選出），碰到了一個重大問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使新的黨政合一的國家機器能夠有效地控制經濟，各級黨委這時都可在經濟方面作出決定。不再需要動員群眾去對商人和富農施加壓力了，於是群眾組織就開始衰落。然而，正如埃茲拉？　沃格爾所說的，“共產黨領導人控制經濟的慾望，大於他們的學識、經驗和判斷能力。”繁瑣和拖拉的公事程式發展得比生產還快。集體化並沒有使政府獲得的農產品真正有所增加，它面臨著農業生產停滯這個可怕的問題。在1952　一1957　年期間，農村人口增加了約9　％　，城市人口增加了約30　％　，但政府徵集的穀物幾乎完全沒有增加，同時中國還必須開始用農產品來償還蘇聯的貸款。加重農業負擔來建設工業的蘇聯模式看來已經走上絕境。而且，人口集中於城市的程度超過了工業化的程度，以致除人口稠密的農村得不到充分就業之外，又出現了城市的失業現象。第一個五年計劫取得了預期的結果，但如果照樣推行第二個五年計劃，那就勢必會招來災難。如今我們回顧起來可以知道，要解決食物供應和農村就業問題，惟一切實的辦法是在農業方面實行技術改造，比方說生產化肥。但這並不是1958　年想要實行的解決辦法。

大躍進的發展計劃是游擊戰士能夠拼湊起來的那套東西。他們已經懂得怎樣開展運動和動員群眾以達到某些具體的社會目標，這很像打仗時攻佔據點的做法——他們在工作中真是常常採用軍事術語的。現在這整套搞運動的機器被用來開展經濟改造工作，同時還想發展農業和工業，也就是實行一種雙重的戰略，或者如毛所說的“兩條腿走路”，以便同時發展現代工業和農村農業這兩個不同的但又有關聯的部門。把群眾發動起來，就能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充分地利用農村勞動力：第一，把勞動力密集地用於灌溉和防洪工程，或用來開墾土地；第二，用更多的人力從事栽植、除草和耕種，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第三，發展地方小規模工業，利用當地的原料和器材來生產供農民用的消費品和裝置。他們希望這種做法不致使農民的消費量超過其多少隻限於維持生活的現有水平，並且希望農業的發展用不著現代工業部門來給予很多幫助，而是與此相反，希望透過徵稅和徵收實物把農業的剩餘產品提供給工業。

同時，經濟的現代工業部門將出口它的產品以便從國外獲得重要貨物，或者用於投資來建設新的工廠，以擴充套件現代工業（這不禁使人想起在帝國主義主宰時代通商口岸和中國經濟的農業部門之間差別很大的情況）。中共是要努力實現毛擇東主義這樣的信念，即思想上的激勵能獲得經濟成果，新的精神無需利用物質刺激就能挖掘出尚未開發的人力資源，從而可以利用中國農村的落後狀況和過剩人力。

這種以空想社會主義方式依賴毛主席教導的現象，同那與管理國家事務的舊傳統相類似的制度改革結合了起來。這項工作在1958　年是比較容易搞的，因為前幾年的農業集體化進行得很順利，而技術專家和經濟學家象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已經被百花運動和隨後的反右運動搞得垂頭喪氣。對群眾路線新的重視，使人以為只要發動群眾，就可以解放出偉大的生產力來。為此，在1957　年後期就把經濟管理權普遍下放。許多企業甚至金融控制權都分散到地方一級。中央統計局連同經濟計劃職能一起被拆散，分到各地。在這種背景下，每個地方擬定了關於大躍進的雄心太大的目標，但制定計劃的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幹部，他們為你追我趕的精神所鼓舞，雖然強烈地忠於革命事業，卻瞧不起專家。其結果是大力開展突發性的一天24　小時勞動。國家的面貌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