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中新近發掘出來的燦爛藝術品，有青銅器、雕刻、陶瓷器、紡織物、壁畫乃至文簡，幾乎是第一次標明瞭準確的地點和時代。）從這一背景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古代傳統和西方榜樣只能在現代中國產生個別的自由主義者而不能產生自由主義運動。自由主義不能成為制度化。那時當權者並不承認公民權利、言論和人身的基本自由、人身保護法以及有陪審團參加的審判，總之，並不承認法律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而美國人對此卻是不知不覺地習以為常了。把這些保障寫進憲法和法典，還只是在漫長艱苦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與此相類似，中國並沒有西方式的力量雄厚的中產階級。私有財產也和個人一樣，在享有無限權力的官府面前毫無法律保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一般缺乏保護私人經濟手段的安全防衛措施，而西方則是以這種安全防衛措施來支援自由主義運動的。由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缺乏法律和財產作為防禦手段，他們在學者所享受的較高社會地位中仍舊感到安全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國自由主義的命運同教育的命運緊密地聯絡在一起。1937　年後，教育受到內外雙方的襲擊，內部來自官吏高於學者的傳統，外部來自日本摧毀南京政權的戰爭。

然而，這些外界環境並不是僅有的障礙。西方的自由主義在其自身範圍內同它所賴以繁榮的多元文化並沒有明確的區別。它的政治主張和方法都是不能輸出給軍閥橫行的中國的。在早一些的時候就出現了例證，那時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翰？　杜威這位美國最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也是中國學術界許多青年頭面人物的老師——在1919　年4　月30　日到了上海，並在中國各學術中心廣泛講學達兩年之久（到1921　年7　月為止）。杜威遊歷了11　個省份，提供了西方民主國家所能提供的最好學說，正如貝特蘭？　羅素在較短逗留期間（1920　年10　月一1921　年7　月）所做的那樣。但結果如何呢？巴里？　基南的結論是：“杜威的實驗主義給他的門生提供的策略不能用來影響政權。”他認為教育必須始終與政治分開，並且它只應間接地改革政治，但這在中國軍閥專權的環境下是辦不到的。

美國在以自由主義方法拯救中華民國方面作出的貢獻和最後的失敗，可以拿胡適（1891　一1962　年）的一生事業作為例證。胡在他老師杜威講學期間是共主要的譯員。他忠於實用主義，反對用抽象的“主義”來籠統地解決問題。他迴避政治和革命，而是以批判態度重新評價消逝的過去，使中國從消逝的過去擺脫出來。正如傑羅姆？　格里德所說的，胡適代表了“穩健、寬容、學術自由、個人自由以及法治和理性，他所力求完成的許多事情，正是我們自己可能希望看到它們實現的”。但胡適的這種做法並沒有打中中國人民的中心問題。30　年代集中在北平的新自由主義，越來越受到南京新官僚的壓力。大學裡安插了國民黨特務。批評政府的學生常在清晨被侵入宿舍的警察抓走，送往監獄。教師和報館編輯都受到威脅，不敢說話。1937　年後日軍的轟炸和中國在抗戰期間實行的大規模焦土政策的危害之烈，還不如政府對戰爭所促進的自由機構和自由思想橫加的摧殘。前10　年良好的開端受到了戰時通貨膨脹和政治當局專權的巨大壓力。

戰爭到來時，愛國教師和學生團體隨同政府遷往內地。南京和武漢的學府把他們的許多器材直接向長江上流運走。中央研究院把它十分珍貴的漢學藏書經由印度支那運往四川長江邊上的一個村莊。但北平各大學則遭受慘重損失。北大和清華於1937　年遷到長沙後，新址不久就遭到日軍轟炸，不得不依靠卡車和步行，翻山越嶺再遷到昆明。那裡在戰爭初期同外界的聯絡只靠印度支那的法國鐵路，正如在戰爭後期只靠滇緬公路一樣。大學師生能夠活下去，主要是由於政府的米貼使他們有東西可吃。為了維持生存，他們必須出賣或典當書籍、衣服和傢俱。

國民黨一直把教育看作政府的工具。1938　年國民黨成立三青團，學生的政治思想越來越受鉗制。每個學生團體內部都有三青團支部，他們的任務是吹捧官方的思想體系，譴責他們認為是不正常的思想。同時民眾教育也得不到支援。陶行知博士的經驗就是一個例子。陶在伊利諾斯大學就讀和隨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得到杜威的教導後，回中國從事鄉村教育，並幫助開展“小先生”運動，使學童成為其他文盲的先生。這種識字運動形成連鎖反應，特別是在1937　一1938　年政府遷到武漢時的統一戰線時期。這項工作顯然有點像政治炸藥。國民黨下令禁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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