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美國的政策宣告中經常含有“自由競爭”和“公平待遇”的詞句。

這樣，門戶開放原則就發展成為兩條主要原則：保持中國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國人在中國都享有平等待遇。說穿了，中國的完整這個原則只是一種策略，用來防止像俄國那樣的其他國家攫取如滿洲這樣的中國領土而把我們排除在外。在20　世紀初期，海約翰還覺得他曾“為中國佬辦了一件大事”，但正如邁克爾？　亨特已經挖苦地指出那要，美國人實際上無視中國的利益，並純粹由於“無知情報失實和偏見”而犯了大錯。然而，中國的獨立合乎美國人的心意，認為這在政治上是公正合理的。直到最近，它還適合於弱國應享民族自決和主權的原則，這是我們的主要政治觀點之一。

國務卿拜蘭在19　巧年和國務卿史汀生在1931　年提出的不承認主義，是我們用以拒絕承認日本損害中國完整的一種主張，而這也只是對“完整”概念本身作出的推論。作為一項原則，不承認主義也象我們援引正義準則的其他措詞一樣，根本不起作用。在30　年代日本侵略的較後階段，國務卿赫爾強調了同一思想的另一方面、即幹不幹涉主義。這成了他白費心力地猛烈抨擊日本的一種道義武器。在1949　年，人民共和國還沒有知道它能夠從門戶開放中得到什麼好處，就斷然地把“開放的門戶”關了起來，但它在我們的思想上仍有某些殘餘。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力求透過集體行動來執行它的對華政策。這同我們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拉丁美洲，我們的門羅主義不許歐洲國家和美國採取集體行動。它也同我們的歐洲政策不同，根據當時的歐洲政策，我們沒有加人國際聯盟，因而實際上把歐洲問題讓英法兩國去解決。只有在遠東，我們才帶頭主張透過列強的協商來共同採取行動——例如透過1921　一1922　年的華盛頓會議特別有關中國的九國公約。九國公約以擴充的形式把門戶開放原則法典化了。1928　年，集體行動在理論上得到凱洛洛一白里安非戰公約的支援。美國也曾派遣一名代表參加國聯調查團的針對日本的集體行動，該團於1931　年毫無結果地調查了日本強佔滿洲的情況。在30　年代，史汀生和赫爾的外交政策一般都遵循集體的或至少是平行的行動路線，作為調動外交壓力來阻止日本侵略的最好手段。這只是在孤立主義時代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仍屬無效的辦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成為採取反侵略集體行動的另一工具。我們積極參加了它的活動，擊退了1950　年6　月北朝鮮對大韓民國的進攻和隨之而來的中國干涉。然而，我們60　年代在越南的冒險行動，除了從南朝鮮這樣一些受我們保護的國家得到幫助外，未能獲得大量的集體支援。越南問題確實向我們提出了關於我們在東亞的目標這些根本的問題。

頭國利益的性質。美國在華的商業利益已經大量夾雜了想象和希望。保羅？　瓦格把它描繪為“關於中國市場的神話”。事實上，30　年代我們在中國和日本的金融投資大致相等。美國在華的投資主要是直接投資，不到2？5　億美元，而在日本則主要投資於債券，也略為少於2？5　億。事實上，我們在遠東的全部投資只佔美國海外投資總額的5　％或6　％。而且，我們在華的金融投資只佔在華外資總額的極小部分，遠遠小於1　/　100　如果我們再來看一看外貿的情況，這方面的數字也不能證實作為我國外交政策惟一來源的經濟因素決定論在發揮作用。在30　年代，日本佔我國外貿總額的8　％　到9　％　，而中國還不到此數的一半（即使仍把滿洲看作中國的一部分）。日本的大量外貿有1　/　3　是同美國做成的，我們全部遠東外貿的2/5是同日本進行的，只有大約1　/5是中國進行的。我們在華的教會投資從錢數來說約為4000萬美元，但從思想感情方面的投資來說，當然要大得多。不管我們怎樣來看待這個問題，美元和美分甚至在商人的心目中也不是我們對華政策的決定性因素。

在國務院裡起作用的是感情而不是金元外交，這一事實已由多蘿西？　博格對1925　一1928　年時期的研究所證明。她明顯地指出，國務卿凱洛格的對華政策所依據的是一種“近乎直覺地簡單反應”，而這正是20　年代一般美國人對中國的典型態度。他希望儘快廢除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完全獨立。他要在中國的各派之間保持中立，不相信那裡存在著布林什維克的威脅。1927　年美國人在南京受襲擊的事件發生以後，他始終拒絕採取制裁手段。另一方面，他同樣抱有堅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