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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老獵人的幫助下解決了這個難題。這位獵人說，早年間從板橋鎮到婁山關，一直靠一條小道通行，後來修了公路，這條小道便無人再走。第四團領導據此作出了戰鬥部署，以大部兵力擔任正面主攻，以偵察隊和小部分兵力走小路迂迴側後。1月8日，第四團發起了攻關戰鬥。正當守關黔軍集中力量進行正面防禦時，不防紅軍迂迴部隊從背後殺了上來。在紅軍前後夾擊下，黔軍很快被摧垮，殘存者慌亂地向北逃竄。第四團一路尾隨猛追，於當天佔領了桐梓城。第四團的勝利行動實現了紅軍總部開啟入川通路的意圖。

同一天，朱德下令劉伯承兼任遵義警備司令，由幹部團擔任遵義警衛工作。

並將各軍團分別部署到遵義周圍和烏江北岸，防備南北兩個方向上敵人的可能進攻。

這時蔣介石派空軍偵察，得到的報告是紅軍在遵義、桐梓、仁懷一帶集結，動向不明。蔣介石批准“追剿軍總指揮”薛嶽的請求，令第一縱隊吳奇傳部集結在貴陽、清鎮一帶整訓待命；第二縱隊周渾元部在烏江南岸對遵義紅軍警戒。紅軍獲得了寶貴的休整機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從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洛甫、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何克全）。擴大的參加者有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總參謀長劉伯承、第一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第三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第五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會議由總書記博古主持，他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主要是強調客觀原因，強調敵人的強大，作為不能在中央根據地粉碎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作了副報告。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了反報告。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具體地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和今後在軍事指揮上應採取的正確方針，成為遵義會議決議的基矗會上，朱德、李富春、劉伯承、聶榮臻、彭德懷等都發了言。

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一切事實證明我們在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此外，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博古同志特別是華夫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煞了。

在轉變戰略戰術的名義之下，把過去革命戰鬥中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完全拋棄，並目之為‘遊擊主義’，雖是軍委內部大多數同志曾經不止一次提出了正常的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然而這對於華夫同志與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這些，造成了軍委內部極不正常的現象。”“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指出博古同志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華夫同志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的去糾正，而且積極的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

政治局擴大會議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接著在行軍途中，又組成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小組，代表政治局常委領導軍事。從此，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軍事方面，毛澤東的意見都受到了尊重，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領導，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地位。

在遵義會議上，劉伯承和聶榮臻建議，紅軍應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他們提出，四川條件要比貴州好得多。一是有第四方面軍在川陝根據地做接應；二是那裡人稠物豐，利於紅軍活動和發展；三是四川交通閉塞，當地軍閥向來排外，蔣介石想往裡大量調兵不易。中共中央採納了這個意見，並於1月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軍委名義發出《關於第四方面軍配合野戰軍轉入川西的指示》：“為選擇優良條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