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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長征

第一節智取遵義城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劉伯承由瑞金紅軍總部赴第五軍團上任。第五軍團軍團部設在興國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廟宇裡。軍團長董振堂、政治委員李卓然等熱烈歡迎劉伯承的到來。雖然中革軍委通知明確說劉伯承是來當軍團參謀長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當作總參謀長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廟宇的大殿裡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由劉伯承作部隊轉移的動員報告。本來應該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劉伯承新任軍團參謀長的身份，可主持會議的董振堂卻說：“現在請劉總參謀長講話。”劉伯承聽董振堂這樣介紹，略一遲疑，本想把自己被貶職的經過跟大家說清楚，轉念一想，這裡面涉及到和顧問的爭論及中共中央上層的一些事情，不便於講，於是改了話題：“同志們，我們這次反‘圍剿’，不叫打仗，叫‘擋仗’，敵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滾仗’。敵人憑著他優勢的兵力、現代化的裝備，象個大石滾子滾過來，我們還硬用人去擋，當然要吃虧囉。”這一生動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略戰術上的失策。大家頻頻點頭，會場頓時活躍起來。他繼續說：“任何軍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我們和蔣介石打仗，是弱軍對強軍的作戰。蔣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國地盤，有幾億人口、幾百萬軍隊；而我們中央革命根據地只有300萬人口、十幾萬紅軍。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認這個現實情況，不顧條件地要‘禦敵於國門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規化的陣地戰，這樣，實際上把主動權送給敵人，使自己置於被動挨打的地位。一年來的戰爭事實證明，我們紅軍的廣大幹部和戰士是英勇善戰的，但是我們的戰略戰術有問題，需要改變。現在，我們要到外線去作戰。部隊打了這麼長時間的仗，本來應該好好休整，但沒有時間了，同志們回去要抓緊動員一下，準備很快出發。”這就是劉伯承就任第五軍團參謀長的第一席講話。

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從中央蘇區出動，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

一連幾天，中央紅軍主力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共約8。6萬餘人，陸續從福建西部的長廷寧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零都出發，向貢水與信豐河（桃江）之間突圍集結地區開進。中央蘇區等根據地留下項英、陳毅等，率1。6萬餘武裝堅持游擊戰爭。

中央紅軍突圍方向是西進湘西。橫亙在面前的第一道障礙，是國民黨軍陳濟棠部沿桃江東岸修築的碉堡封鎖線。21日，紅軍開始衝擊這道封鎖線。

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分左、右兩翼展開，紅九軍團、紅八軍團分別隨後掩護跟進，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及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居中，紅五軍團擔任後衛。陳濟棠原是由廣東地方軍閥歸順蔣介石的，他一直提防著蔣介石削弱和吞併他的軍事力量。在長征開始以前，中央紅軍利用陳濟棠與蔣介石的這種矛盾，曾與他進行過秘密談判，緩和了雙方的關係。因此，紅軍在務一道封鎖線沒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順利渡過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動遲緩和指揮混亂的嚴重弱點。本來8萬之眾的長距離轉移，又要對付國民黨軍沿途的圍追堵截，理應作必要的準備和精簡，然而紅軍倉卒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動計劃，還攜帶了大量笨重物資器材，佔用許多人力，影響道路通暢和行軍速度。一道佈防並不嚴密的桃江封鎖線，競化費了整整4天時間。這正孕育了前進道路上的危機。

劉伯承積極履行起第五軍團參謀長的職責，經徵得董振堂的同意，為第五軍團制定了嚴密的行軍、作戰方案，並切實組織實施。他採取互相掩護、輪番轉移的辦法，讓軍團所轄第十三師與第三十四師兩個師穩妥地交替前進。又抽出主力第十三師第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