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都起義的部隊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黃埔二期的人。因此，我們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則壓不住臺。肖勁光去當五軍團政委，劉伯堅去當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左權去十四、十五軍當政委，你到十三軍當政委。”這時，劉伯承插話說：“毛主席叫我接你的紅校工作。

我從上海剛到這裡不久，對紅軍的情況還了解不多。”這是劉伯承與何長工初次見面，少不了各敘仰慕之情。劉伯承說：“1930年7月，我和左權在蘇聯學習時，聽共產國際的老頭們說，你們開啟了長沙。英國記者報道說，紅軍是一支有組織、有文化、戰鬥力強的部隊。”何長工向劉伯承介紹了紅校的現狀，交代了工作。毛澤東對辦好紅校非常重視，他說：“新舊軍閥很懂得有權必有軍，有軍必有校這個道理。蔣介石中央軍的構成有幾個系統：一是保定系，如陳誠；一是日本士官系，如湯恩伯等；一是他的黃埔系，如胡宗南等。張作霖在東北，蔡鍔在雲南，程潛在湖南，都抓講武堂。我們要把紅校辦成‘紅埔’，要鍍這個紅點子，把紅校辦成培養幹部的基地。”劉伯承表示不辜負黨的重託，一定盡力把紅校辦好。

紅軍學校校部在瑞金城裡謝氏祠堂，各學生連住城南校舍。劉伯承主持的紅校第二期於2月1日開學。政治部主任是周以慄，鄧萍主持訓練工作，有15名專職教員。學校教職學員1330人，其中學員783人，分三個科：步兵科，編三個連，第一連連長龍雲，指導員張華；第二連連長彭紹輝，指導員石衡中；第三連連長粟裕，指導員劉西平。政治科一個連，連長郭耀山，指導員伍修權。特科三個連，即機槍連、工兵連、炮兵連。

在教育方針上，汲取了第一學期成功的經驗，強調一切從紅軍的實際情況出發，反對本本主義。這些寶貴的思想，儲存在1932年5月25日經劉伯承指導寫成的紅軍學校給中央的工作報告中。報告中強調：“不能夠本本主義全套應用蘇聯紅軍的戰鬥條令和其他軍事教程。而反動軍隊的典範和教程，則更不必說了。”儘管教員少，教員的科學知識、軍事理論和作戰經驗淺弱，又缺乏參考書，劉伯承還是儘可能提高教學質量。他把教員組織起來，親白領導編寫了一批教材。他對教員們說，編寫戰術教材的根據，是“目前紅軍的編制，現在的火器裝備，紅軍作戰的物件，文化程度，地理條件以及在發揮數年來遊擊動作中得到的寶貴的經驗。”教員們編寫出教材初稿，他親自修改審定。為了不耽誤上課使用，他經常加班加點。夜深了，在簡陋的校長辦公室裡，一燈如豆，他坐在桌前，時而圈圈點點，時而奮筆疾書。人們看到他這種工作精神，無不為之感動。在他的帶動下，教員和工作人員們都更加勤奮了。在不長的時間裡，編寫了《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防敵進攻戰鬥要領》、《夜間戰鬥》、《迫擊炮講義》、《機關槍班排戰鬥》、《排教程述要》、《劈刺教範》、《兵器摘要》、《爆破摘要》等。僅3月份就裝訂出版軍事教材9種，計6249冊。

入學的紅軍幹部大多文化很低，據當時統計，不識字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少識字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能寫簡單書信帳目的不過百分之二十左右。

針對這個特點，劉伯承採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把軍事知識“從各方面灌注到學生的腦中去”。在教學方法上，他要求教員課前提出綱要發問，課後提出中心問題組織學員討論；中心段落重複講解，以加深學員的瞭解程度和記憶效率。在教學手段上，他因地制宜地提出用圖解或模型來配合語言講解；用沙盤作業和實地演習來加深對所學內容的理解。他特別強調學用一致和知識的連貫性，要求講完一段課，接著就進行這一段課的沙盤作業和實地演習；所講的課，所進行的操作，“都要設法幫助學生縱橫貫串起來，使其腦力成為有組織的系統化”。

一次教員講射擊原理，講到彈道是弧形的，向不是直線，有的學員老是理解不了，總覺得彈道應該是一條“直道道”。恰值劉伯承在場聽課，就即席舉例說：“你們觀察過頑童撒尿嗎？你看那個‘彈道’是一條直線呢，還是弧形的呢？”這個妙趣橫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疑難之點也就豁然貫通了。

劉伯承親自講地形學，他把學員拉到學校附近的小布腦山上去講，一面看地形圖，一面研究實際的地形地貌，學員理解得快，印象深。他還講標圖的箭頭要有力，象是部隊殺出去一樣。他劃箭頭的姿勢，至今仍保留在聽過他講課的學員的印象中。

劉伯承還根據毛澤東、朱德親自指揮的一、二、三次反“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