斕跡�8月23日，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面軍，同時組成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朱德任方面軍總司令，毛澤東任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和總前委書記。方面軍兵力達到了萬餘人。29日，紅一方面軍進抵長沙近郊，準備攻城。

經過偵察，發現長沙守敵較多，又搶修了堅固的工事。毛澤東、朱德等決定不作盲目強攻，而採勸誘殲敵軍於其工事之外，然後乘勝利攻入長沙”的戰法，在城郊待機。但敵軍也採取持重不出的方針，僅以小部隊出擊，主力始終沒有脫離堅固陣地。紅一方面軍組織了兩次攻城，均未奏效。這時，中共中央和長江局關於當前軍事行動的計劃傳到了紅一方軍。總前委權衡再三，認為根據當面敵情不適宜強攻長沙，於是決定，於9月12日撤長沙之圍，轉向株洲、醴陵、萍鄉、攸縣地區，尋機殲敵。這就避免了強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損失。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糾正了李立三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左”傾估計，決定停止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從而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但由於以毛澤東為代表摸索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還沒有為全黨所認識和接受，對“左”傾路線不可能徹底地認識和糾正。

劉伯承在川軍中歷事經年，又曾於南昌起義前夕在武漢公開活動，駐鄂川軍有許多人認識他，武漢軍界也有許多人跟他見過面，這給他在長江局開展秘密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項英、任弼時等非常關心劉伯承的安全，不允許他外出活動，只在住處運籌策劃。後因出了叛徒，漢口、漢陽、武昌3個區委機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壞，工作人員不斷被捕犧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決定長江局工作人員撤退轉移，只留少數人員堅持武漢工作。因此，劉伯承於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軍委機關。

上海愚園路的一幢二層小樓裡，遷來了“林直木教授”一家，這位林教授就是劉伯承。同他一起生活的有他的新婚妻子吳景春、岳母和妻弟。軍委工作人員朱瑞也住在這裡。吳景春一家三口新從四川萬縣來上海，沒有三親六故來往，這是很符合秘密工作規定的。吳老太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經常燒香唸經，弄得家裡香菸繚繞。在外界看來，這樣一戶人家，斷不會是共產黨。別說外界人，就連吳景春，當時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產黨員。劉伯承就這樣開始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

一天，交通員黃傑穿著花旗袍，打扮成走親戚的闊小姐模樣，提著一筒藏有檔案的茶葉來訪。抬頭一看，系在二樓窗戶上的一根紅繩子沒有了，這表示裡面出了問題。黃傑在附近反覆觀察，雖看不出異常動靜，但根據秘密工作紀律，終不敢貿然進入，於是轉回成都路軍委機關，向軍委書記周恩來彙報。周恩來說：“伯承那裡沒出問題嘛，警號怎麼會撤了呢？”正說著，劉伯承來了，周恩來對黃傑說：“你看，他不是來了嗎？”黃傑忙問劉伯承：“你家警號呢？”劉伯承問清情由，哈哈大笑，說：“我買了只活雞，準是吳景春把窗戶上那根紅繩子解下來拴雞了，以後我告訴她注意。”

當時中共黨內把劉伯承看作是無產階級的孫武。各省來彙報請示軍事工作，多由周恩來與劉伯承一起接談，有時由劉伯承單獨接談。為培養幹部，在周恩來的提議和支援下，還辦過半月至一月的短期訓練班，參加的多為省委、特委的負責人，由周恩來講蘇維埃運動、土地革命、兵運工作，劉伯承講暴動方略、游擊戰、運動戰。仕弼時、關嚮應、賀昌等都參加過這樣的訓練班。劉伯承除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外，還用很大精力翻譯《蘇軍步兵戰鬥條令》。同時，傅鍾翻譯了一本《蘇軍政治工作條例》，黨必剛翻譯了《游擊隊怎樣動作？》，這幾本書都是由周恩來主持，劉伯承、聶榮臻、傅鍾參加，字斟句酌地定稿。後來帶到蘇區刊印，對紅軍的早期建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節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2年1月，劉伯承在中共交通員劉筱圃的護送下，由上海經香港、汕頭、潮州、大埔（舊縣城茶陽）、埔北（青溪）、永定陶坑，來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首府——瑞金。

一天，在葉坪一座簡陋的房樓上，毛澤東邀集劉伯承、何長工談話。何長工是紅軍學校代理校長。第二十六路軍在寧都起義後，組建紅五軍團，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調何長工到五軍團工作，由劉伯承接任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毛澤東代表中央局分配他們的工作。毛澤東詼諧地對何長工說：”你的工作需要變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