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取得光輝勝利的戰例，給學員講十六字訣。許多學員足參加過戰鬥的，經劉伯承理論上加以概括、分析和說明，不僅提高了學術水平，而且提高了勝利信心。

在3個半月的學習期間。制式教練只教兩星期，每次3小時，總共31小時；而夜間戰鬥教練卻用了102個小時，演習10多次，學員的戰術水平有明顯的提高。諸如進攻的幾個階段，防禦的縱深配備，追擊退卻的要領，以及偵察警戒的重要，用何種手段才能達成偵察任務，怎樣佈置警戒才算周密等等，都能夠應用戰術原則。

對於政治教育，劉伯承作為政治委員也是十分重視的，他提出了“三化八點”的政治綱要，即要在“軍事化”、“國際化”、“蘇維埃化”的三個日標下，對學員及工作人員進行八個方面的政治教育：階級覺悟教育、黨的領導教育、階級關係教育、紅軍宗旨教育、紀律與艱苦奮鬥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眾工作教育、革命性質與國際主義教育。這“三化八點”教育，是符合當時幹部思想修養要求的，在實際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紅校第二期工作總結中稱它是“時時灌輸在全部政治教育的實施中的，這一方面也得到了較大的效果”。

政治教育佔紅軍學校全部課程的十分之四。政治課計有八門：帝國主義與中國；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階級鬥爭；土地問題；紅軍問題；蘇維埃問題；政治工作；武裝擁護蘇聯。政治連因是培養政治工作幹部的，軍政教育比例為倒四六，即軍事佔十分之四，政治佔十分之六，在課程上增學：黨的建設；社會形態發展史；黨史；國際材料講演等課程。

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組成部分。儘管紅軍處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紅校的文化工作仍是非常活躍的，到處歌聲嘹亮，朝氣蓬勃。俱樂部成為課外活動的中心地。從上海來的文化人崔音波、石聯星、趙品山等主持這方面的工作，留蘇的危拱之、李伯釗等，也都是文化工作的“裡手”，他們做了很多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每兩週舉辦一次文娛晚會，由趙品山領導的話劇團演出節目。李伯釗還給大家跳過烏克蘭舞。籃球比賽也經常進行。那時條件艱苦到連籃球都買不到，籃球破了，修修補補接著打。補丁多了球變成了“加重”式的，但照樣競賽激烈，鼓掌聲、喝彩聲不斷。各連都有列寧室，每週出1次牆報，發動大家寫稿，又學政治，又學文化。10個單位在3個多月的時間裡，共出了130期牆報，每期平均約百篇稿件，計有1。1萬篇以上，學員平均每人投槁10篇以上。

經過3個多月的軍政訓練，學生達到的水平是：”有百分之二十可以當連長、連政治指導員，百分之六十可以當排長，只能當班長的不上百分之二十。”5月15日，劉伯承主持了第二期畢業典禮，隆重地舉行了閱兵式和分列式。

紅軍學校第三期於6月9日開學。這一學期學生增加到1000以上，編了兩個步兵營、I個政治營，還有上級幹部班和團政治委員訓練班。

6月26日，劉伯承被委任為瑞金衛戍司令，負責管轄駐在瑞金的紅軍部隊、紅校，瑞金縣地方武裝，以及警戒事宜。紅校的工作加上衛戍司令部的工作，使他更加忙碌了。

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同召開全體會議，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寧都會議。劉伯承列席了會議。

會議圍繞著紅軍的作戰方針展開了爭論，這個爭論是蘇區中央局前線同後方負責人分歧的繼續。8月間，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指揮下，連克樂安、宜黃，取得殲敵3個旅的勝利。這時，蘇區中央局前線同後方的負責人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後方負責人要求紅一方面軍在敵軍大舉進攻前主動出擊，攻城打援，取得速勝。在前線負責指揮的周、毛、朱、王在9月下旬連電蘇區中央局表示：“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舉行全體會議。會議嚴厲批評前線的部署是“純粹防禦路線”，是“以準備為中心的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方針。對毛澤東是否仍留在前方的問題，會上發生了激烈爭論。周、朱、王堅持將毛留在前方，但多數人不同意。劉伯承支援了多數人的意見。會後，中共臨時中央以要毛澤東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為由把他調回後方，隨即撤銷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兼任。

在這次會議的影響下，劉伯承曾在瑞金報紙上寫文章，批評紅軍第四軍中有“遊擊主義”。反映了他那時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