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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信”就是準確無誤，忠實於原著；“達”就是講究修辭，講究語法；“雅”就是文字雋永，行文似流水。他還把做翻譯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兩國文字“結婚”的工作。兩國文字“結婚”，應該生出一個漂亮的“混血兒”，不應該生出一個“醜八怪”來。他與兩個助手在討論條令中關於陸軍與海軍艦隊的協同動作時，對“以火力協助陸軍瀕海翼側的部隊”中的“瀕海”一詞，就是把它與“濱海”、“臨海”、“沿海”、“近海”等幾個詞反覆研究比較，最後才確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衝鋒”改成“衝擊”，也是在這次校譯中定下來的。

日復一日，劉伯承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拿著毛筆，整天伏案工作。時間一久，他僅存的一隻眼睛就不住地流淚，眼球上也佈滿了血絲。但是，他毫不鬆懈，堅持把20多萬字的條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譯出來。

為了指導學員學好這本條令，他還寫了一個6000多字的“中文譯本說明”，在總結軍事學院教學和吸取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的基礎上，有重點地闡述了院校教學和部隊訓練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何理論聯絡實際，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如何重視集中統一，組織諸兵種協同動作；如何以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著作為指標，從中學習關於軍隊建設和軍隊指揮的思想方法等等。

不知不覺，一個多月過去了。其間，劉伯承對協助他工作的兩個助手，照顧得十分周到，讓他們與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飯。天氣涼了，還給他們送去毛衣。

偶有餘暇，劉伯承也陪兩位助手遊覽大連的公園和名勝。在旅順口的高崗上，他遙望要塞四周，見這裡地勢險要，設施完備，進出港灣的海上通道細如咽喉。他手指著旅順要塞，向隨行者問道：“你們看過《旅順口》①這部小說嗎？這部小說反映了日俄戰爭中的一些戰役戰術特點。”接著，他根據小說的內容，對照現地講起了當年日俄戰爭的情況。

夏去秋來。劉伯承寫完“中文譯本說明”之後，又擬定了給中央軍委的關於請示出版此書的報告，還題寫了書名——《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草案）》，規定了版本樣式、印刷規格、封面裝潢等具體事宜。最後，要求兩個助手認真做好校對工作，不要錯一個字，並囑咐說：“這本條令是軍訓部組織譯出來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軍事訓練部譯稿’，然後再贏軍事學院校譯出版’。”

9月底，在大連度假的劉伯承完成了他預定的20多萬字的譯稿。他感到“還了帳”。胸中流露出真正的輕鬆和無比的愉快，身體似乎也比過去好多了。走在鬆軟的海濱沙灘上，步履也顯得格外輕捷有力。大海是多麼寬闊，大自然是多麼美麗啊！這時，也只有在這時，如釋重負的劉伯承，才真正享受到了度假的歡娛。

第三節在全軍高於會議上

從1953年下半年開始，在全軍範圍內開展了統一的、正規的、以軍事為①《旅順口》是反映1904年到1905年間，日、俄兩國軍隊反覆爭奪中國旅順口的一部小說。

主的訓練。這一年，為配合全軍正規訓練，軍事學院實施了十幾次軍事演習。

演習之多，甚至在一個月內就接連實施過三次。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步兵團對預有防禦準備之敵進攻戰鬥的實兵示範演習”，“陸軍師行軍遭遇戰鬥實兵示範演習”，“師防禦及轉入進攻戰鬥的炮火保障與航空兵轟炸示範演習”，“師進攻戰鬥後方組織與物資保障示範演習”，“工兵渡河器材示範演習”，“軍指揮所示範演習”等等。

對演習工作，劉伯承一向抓得很緊。從第一次臨淮關演習起，每次重大演習他都親自主持制訂實施方案，親臨現場指導作業。他認為：“實兵演習最接近實戰”，“經常實施各種不同的實兵演習，以貫通理論知識，以教會學員這種訓練軍隊的方法，應為軍事學院今後採用的訓練方式，進而求得在全軍中開展。”

這些演習，中央軍委組織了各軍區、各院校的幹部近萬人參觀見學，對剛剛起步的全軍正規訓練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11月24日，在結束軍指揮所示範演習後，劉伯承接到中央軍委的通知，